批林整风运动，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
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
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
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的进退维谷
的尴尬处境，也反映了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预
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
在“左”的错误框架中批林的矛盾处境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领导全党、全
军，比较稳妥、顺利地处理了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基本
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稳定了形势。
为彻底清除林彪集团对军委工作的干扰和破坏，1971年10月3日，中央发出通知，
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
公会议。为彻底审查、理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同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
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
林彪事件发生后最初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小道消息沸沸扬扬，干部群众议论纷纷。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实在无法理解何以会发生如此离奇的重大事件，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人们心中积蓄已久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困惑、怀疑和愤懑，
随着林彪事件的发生，迅速、集中地爆发、渲泻出来。再者，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第一阶段“天下大乱”、“全面武斗”遗留下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一有机会便会爆
发、激化起来。为安定人心、稳定形势，并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
东的指示，从1971年9月至1972年7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中央陆续将揭发林彪
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逐级传达至基层，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比
较系统地了解了林彪事件的真相。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肖劲光、
杨得志等老同志纷纷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信，严厉谴责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揭发林
彪历史上的错误言行，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决策。
1971年 9月26日至10月15日，在李富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集部分老同志举行
了 9次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
曾山、王震等老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揭发、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和他篡改历
史的罪行，批判了林彪及黄、吴、李、邱等鼓吹的“天才论”、“有权就有一切”，
“三十字方针”以及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等谬论，愤怒谴责了林
彪集团炮制《“ 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罪行。抱病参加座谈会的
陈毅作了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了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段历
史时期林彪所犯的错误，揭穿了他“一贯正确”的假象，深刻指出伪造历史就是犯罪。
朱德、刘伯承等分别提交了书面发言。
在收集、整理林彪反革命政变材料并逐步向全党全国传达的同时，中央还采取有
力、稳妥的措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慎重、妥善地处理了一些重点地区、单位的人
和事。在一些林彪集团插手较深的地区和单位，中央首先把重点放在清理清查与林彪
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等问题上。在中央派出的负责同志的领导和参与下，采取
隔离审查、举办学习班等方式，对那些在林彪集团阴谋活动中卷得很深或比较深的人
进行审理、清查，组织专人对一些重要事件进行调查，并对领导班子进行了适当调整。
对一些虽然有些牵连但没有过多卷入而问题确实较多的地区和单位，中央则以较
长的时间，反复、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避免了较大的震动和反复。“文化大革
命”以来，由于林彪一伙蓄意在一些地区、部门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同时，由于“
全面武斗”以及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积累
下来大量尖锐的矛盾，林彪事件后，这些地区和部门的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与林彪集
团有不同程度牵连的领导或受到审查，或立即受到曾被自己压制、迫害的对立面的批
判和冲击，一些已经实现的两派联合又出现松动或分裂，一些原派别组织的少数人积
极串联，准备拉山头，算旧帐，有些单位领导班子中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挨整干部
和整人的干部以及新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许多在运动中被关、押、审查的人
把矛头指向那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有些领导干部或是捂盖子、转移方向，或是对工
作撒手不管，躺倒不干，等等。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又导致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一
些地区又出现某种混乱局面。
中央对此已有考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在1971年11月至1973年上半年间，党
中央分别在京召集武汉地区、成都地区、陕西、兰州军区、新疆、浙江、四川、贵州、
江西、湖南、广州军区、河南、山东、甘肃、宁夏、青海、海南等省、自治区负责人
及驻军负责人、军兵种负责人举行座谈会、汇报会，并在本地区召开各自的工作会议，
提出问题，解决矛盾。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一些会议的代表，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
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及张春桥、王洪文等分别参与一些会议，
帮助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清理清查与林彪集团有关的人和事及调整领导班子。在此
基础上，中央批转了浙江、四川、江西、山东等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汇报材料，用
以指导全国的运动。
党中央的这些措施，以较稳妥地解决了一些省、自治区及军兵种领导班子中存在
的问题，在影响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些重要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制止了派性，促进了
团结，避免了因林彪事件、派性斗争可能导致的较大反复，稳定了形势。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按
照毛泽东的思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和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
还是按照“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林彪的斗
争的。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
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
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按照这样的逻辑，林彪事件的发生反而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显
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
发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
批林整风运动刚刚开始时，许多地方纷纷反映，虽然广大干部群众对林彪集团的
罪行非常痛恨，但感到批深批透林彪的谬论并不容易，特别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更感
到吃力，认为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同林彪的“政治界限好划，思想界限
难分”。一些地方反映，干部群众中的主要思想障碍，一是不敢批，“怕批错了，批
了正确的思想不好办”，希望等待上级表态，等待别人的经验；二是不好批，“林彪
以谣言和诡辩冒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感到真假难分”。某地反映，《解放
军报》1971年11月11日在报道中批判了看书学习中的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当地群众感到这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经批判过的刘少奇的言论一样，这样批林“
反而又证明刘少奇的话对了”。1972年初，天津市一机局举办 300多人的大批判骨干
学习班，提出要批判林彪的“政治业务关系上的诡辩论”。大家都认为这个问题很重
要，但发言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题目。
1972年1月中央将《“571”工程纪要》下发后，许多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
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
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
“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
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 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
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
“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 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
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林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
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
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里，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批林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与思想和政治
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起来，与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但是，由于
对林彪事件的实质采取回避态度或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当时普遍的阶级斗争扩
大化气氛，这种整风又往往导致了扩大化的后果。在联系实际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
无限上纲和乱抓“小林彪”的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
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倾向。某地确定批林整风联系实际的重点
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结果一些县、社又在农村批了“搞副业单干”、“私人开荒”、
“多分自留地”等等。某生产大队在批判林彪的“5.18”讲话时，上批下联，把一个
领导作风有缺点的生产队长当作“权力中心论”的靶子来批判。一些社队又发动群众
清理财务，搞经济退赔，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怕在整风中挨整，或“等着挨整”。在城
市和工矿企业，整风往往又引发了领导班子中的派性争斗。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林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
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
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
批林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难以捉摸。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
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掌握。批林整风运动初期，在当时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
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只能如此：要么是新一
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但是，与这种倾向同时有在着的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
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当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九·一
三”事件后，深受动乱、武斗、阶级斗争扩大化之苦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仅仅是凭着
他们的本能和直觉，便会自然而然地将林彪集团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的极左思潮
联系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林彪等人在 “文化大革命”中最“革命”、最极端的表演，
而且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已经把它的真实性质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群众
面前了。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
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这一思潮和倾向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引导之下，
在1972年下半年间一度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党中央在
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
会。
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
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在信中，毛泽
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 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他是专讲
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在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
感觉不安。”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分解释、宣讲毛
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
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
在于说明他对林彪等人早有觉察。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它不仅没有消
除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7月上旬至8月上旬，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
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学习文件，联系各自的实际，清理思想，
总结经验，解剖自己。按照中央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要求各
级党委都要把批林整风当作头等大事来抓，重点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5月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
林彪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的框框里作着既难于被群众接受，又实
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而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
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潮的干扰”一类的任务。
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就突破
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周恩来领导的纠“左”斗争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在思想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也使他有可能
从一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种反思使他进一步放弃了几年前对“文化大革命”
那种热情洋溢的赞扬和肯定。他虽然还没有放弃“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可能从整
体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他也确实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些
严重问题，以及“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些明显漏洞，并在他认为可能的范围之内，着
手纠正一些错误。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极左思潮的不满。“文化大革命”发
动之初，他曾对红卫兵和造反派一些偏激、过头的言行采取了宽容、理解甚至支持的
态度。但在1967年“天下大乱”到了几乎失控的时候，他又对极左思潮提出了严肃的
批评，并对“王、关、戚”等人采取了断然措施。在此之后，毛泽东还不时批评过极
左思潮，甚至把它归结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在毛泽东决心削弱林
彪集团的时候，他所选定的主要突破口，便是林彪等人煽动极左思潮、鼓吹个人崇拜
的言行。“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更是把极左思潮的表现和破坏与林彪集团直接
等同起来。与以往略有不同的是，这种批判有时已超出了极左思潮的范围，而对“文
化大革命”乃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也有所触及。
1971年10月 4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评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
以来搞的形式主义。他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
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19
7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 就是火烧英
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
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对极左思潮的不满，使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接近起来，这是
“九·一三”事件后他的一个突出变化。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
谈会的同志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
“二月逆流”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
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
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那
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在
这里，毛泽东实际上为“二月逆流”平了反，并做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年初，陈毅病危期间，毛泽东特意派周恩来、叶剑英去看望陈毅，并转达他
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意见。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1 月10日，毛泽东不顾自己
仍在病中，冒着严寒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
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
了贡献，这已经做了结论嘛。”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为
解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各种冲击的老干部并大胆地使用他们，创造了十分
有利的条件。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 8月3日来信上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突出地
反映了他当时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批示中，他一方面仍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认为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在刘少奇的问题上没有丝毫松动；另
一方面，他又指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肯定了邓的历史功绩，对邓迟迟未能
出来工作表示不满。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集
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与家人
团聚、改善生活。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出
来工作，有的虽然未置可否，但在当时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
1972年 1月，肖克从江西永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一面揭发、
批判林彪的罪行，一面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肖克同志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
给予适当工作。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在不长的时间里，使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
枫、张执一等许多老同志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中央一级老干部的解放和复出，对省、市级乃至基层，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许多领导机关都比较自觉地把落实干部政策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当作批林整风的一
项重要内容。1972年间，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干部被落实政策，重新走上领导
岗位。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进一步限制造反派的势力，遏制江青集团
的破坏，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林彪事件改变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干部队伍的严
重错误估计，这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明显的变化。1973年后，尽
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
林彪的实质是“极右”，但他仍未停止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1973年12月21日，他在
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
的冤案承担责任，要作自我批评。他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
并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在全局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在某些
具体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或隐或现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些变化是有
限的，但也是重要的。这种变化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在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使得党内
健康力量能够利用这种变化及其他一些方面的有利条件，展开批判极左思潮和纠正某
些“左”的错误的斗争，尽管这种斗争在不少方面已经超出了毛泽东的初衷。
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1972年间，周
恩来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认识上的积极变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和
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抓住时机，适时地把批林整风引导到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
”的错误的方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周恩来一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为抑制极左思潮的泛
滥、减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殚精竭虑、不懈努力。在1967年至1971年间，
他多次使用“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以及“极左思潮”等用语，
批评社会上的种种极端言行。在一些问题上，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尚能被接受的形式，
曲折、间接地对“左”的错误提出了批评。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
所造成的破坏，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尽管他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
历史局限性，但是，对他来说，不存在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
他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更为彻底，甚至成为一种反对“左”的错误的特殊方式。“九·
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
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周恩来等这一阶段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首先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
部政策\方面，而且一开始就与调整和整顿密切相联。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
人领导生产不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
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倍受歧视，科学技术
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所造成的危害，立即尖锐、严重地暴
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不能不是个
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1971年12月至
1972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联系经济工作实际，精心组织，使这次会
议成为批判极左思潮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
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首次提出了整顿的精神。根据他的指示和与
会代表的要求，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强调加强统一
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
无政府主义，把产品质量放到第一位，等等。在企业管理问题上，明确规定企业要恢
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
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
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无
政府主义、空头政治的强烈愿望。《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
议提请中央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
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
力。《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基本精神却通过与会代表广为
传播，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1972年初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不少企业在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
义和极左思潮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健全各项管理的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
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精神显然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得到了指导。从1972年上半年起，
多数省市的企业又先后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次劳动竞赛不仅在规模上大于19
70年的那次竞赛，而且，它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展开，从一开始就与反对无政府主义、
加强企业管理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竞赛除了政治、学习、作风、团结等当时被称作是
“大指标”一类的内容外，还有比产量、比质量、比出勤、比消耗、比安全等仅限于
生产领域、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在竞赛中，完成指标者可以得到某种物质奖励。
实际上，在当时开展竞赛的企业中，“小指标”赛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受到干部、
群众的欢迎。1972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李先念审阅的《辽源发电厂坚
持“小指标”竞赛的经验》，更是在全国肯定、推广了这种劳动竞赛的形式。
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的破坏和否定，造成了产品质量普遍严重下降。周恩来从抓
产品质量入手，解决当时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对极左
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971年12月15日，周恩来针对援外飞机质量下降批示，要求
“提起警惕”。19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有关航空工业产品
质量问题的汇报时，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
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批示：“质量
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4、5月间，周恩来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
质量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待，向
人民交待，向领袖交待?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
从产品质量问题入手，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新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
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
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
通报，召集有关方面人员调查、研究、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
产品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
1972年下半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业方面的整顿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
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会议针对
“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谬论，提出要切实地抓好企
业管理，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建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7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
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会后，经济主管部门又起
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批准，提交1973年 1月
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规定》对改进经济管理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加强国家统一
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
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主要产品物价等管理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
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少数省辖市管理，不得
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
等等。这个文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表示赞成，
唯有上海市的代表在张春桥等人的操纵指使下，表示坚决反对，并由张春桥出面迫使
会议将这个文件收回。
在此期间，周恩来等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
力，克服“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出
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72、1973年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
国引进一米七轧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发
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经济政策。九届二中全
会以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
国林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再次明确肯定了农村《六十
条》的基本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
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抵支农产品的出厂价、销售价以及实
行粮食征购一定5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些政策对于遏制极左
思潮的泛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业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1年12月26日，在批林整风刚刚开始之初，根据广大农民、农村干部的强烈要
求，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
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
要照搬照抄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
经验，采用群众自己创造的、愿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要注意农业的全面
发展，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指示》
发出后，各个省、区都召开专门会议，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研究、落实。
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1972年5、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
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
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
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 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
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
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
当一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
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跟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
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年10
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
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
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
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
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
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
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上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
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
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
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
步履蹒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
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 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
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量，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
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
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
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
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 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
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 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
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
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
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
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
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
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
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
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
政治、组织基础。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
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
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
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
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
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
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
掉”。
7 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
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
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
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青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
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 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
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
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
究的重要性。9 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
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
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本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
合起来。”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
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 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
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
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
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
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
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
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
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
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
意义却在于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了
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
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
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们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
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
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
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
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
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
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歌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
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
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
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
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
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
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
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
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业务的空气，教师争
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
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
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
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
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
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
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
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
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
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散会后，很多厂
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技的热情所
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
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
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
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972
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
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
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 月25日，北京市新华
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
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
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0周年时，许多
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
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
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
……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
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
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
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度上。
1972年8月 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
人员发表长篇讲话，讲话通篇贯穿“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
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
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
“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周恩来
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极左思潮的表现、实质和危害，反复强调了它仍然是当前破坏各项
工作的首要危险，引导各条战线继续深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根据周恩来的一贯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
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
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
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
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
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
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
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
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
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
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
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
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
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江青集团对批判极左思潮的反扑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整顿各项工作的斗争，顺应党
心民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许多领域里的工作出
现了明显的转机和起色。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这些努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出了
对极左思潮批判的范围，实际上开始了对“左”的错误的清算，这是不妥协地反对极
左思潮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等人的努力遭到了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
“九·一三”事件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林彪集团都十分接近的江青集团，一度
曾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如果说1972年上半年他们对周恩来等的工作还只是警觉和不
满的话，那么，在下半年，随着深入发展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危及他们安身立
命的根本，他们便全力展开了对周恩来等的反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江青等人立即感觉到这篇文章的分量和意义。在张、姚的
指使下，《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
周恩来。1972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更是戳到了江
青等人的痛处，他们决意下大力量刹住这个“1972年下半年出现的修正主义回潮”。
姚文元看了龙岩等的文章后当即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想抬头”，江青认定
“这个版(指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第 2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
10月至11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等到上海活动，张在市委常委会上攻击说，当前有一
股右倾翻案风，有一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不管四面八方刮来什么风，上
海都要顶住”，这样，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以龙岩等人文章的发表为标志，在批极左
与反对批极左的问题上，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斗争，
终于不可避免地尖锐化、公开化了。
11月28日，根据周恩来反对级左思潮的一贯思想，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
事工作会议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联系外事
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30日，周恩来对报
告作出“拟同意”的批示。第二天，张春桥批示将报告送“总理再阅”，并批：“当
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
12月 2日，江青在批语中进一步提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
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等人以其特有的语言，从反面准确地说出这
场斗争的实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
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是相当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
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
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限度和范围。
1972年12月 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关于
《人民日报》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机关内部的实际情
况，对报纸宣传方面的情况也同样适用。王若水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
批极左的情况。
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谈到了对王若水来信的看法。
他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 是极右。修正主义，
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
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自此之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很快就从各
种文件、文章中消失了，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3年两报一刊
的元旦社论，把林彪一伙的实质概括为对内“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对外“反华反共反革命”，只字不提批判极左思潮，提出要把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林
彪，“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1973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则更进一步地说：“
如果只看表面现象(即林彪的极左)，那就不但打不中要害，分不清是非，而且会偏离
斗争大方向”。这种明显的变化立即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疑虑和不安。许多地方反映，
“批林联系实际的问题又成了问题”，“不知应联系什么实际”，“到底是反左还是
反右?”基层纷纷要求省委明确态度，省委又因不摸底而含糊其辞。一些企业不敢再
提劳动竞赛，一些学校不敢再提“以学为主”，一些农村地区也不敢再公开提《六十
条》、按劳分配、自留地等问题了。一些了解底细的省、市，则已经改弦易辙。1973
年 1月在北京市召开的批林整风座谈会上，强调的是“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口批
判‘极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否定革命的群众运动，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2月初召开的辽宁省批林整风座谈会上，认为从1972年9
月以后，把批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当作林彪路线的实质来批，是“没有抓住林彪反
动路线的要害”。 毛泽东的最后裁决虽然改变了批林整风运动的方向，但是，批
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因为它的正义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干
部和群众的支持，使它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向前发展着。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
顽强地继续领导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上半年间，周恩来在一些重要场合，仍然多次尖锐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对经
济、外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工作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经济方面，他指出，国民经
济现在根本没有比例，计划工作也“没有王法”了，在外事工作方面，他指出，林彪、
陈伯达、王、关、戚干扰破坏正确方针政策落实，引起专家对我们不满、隔阂，不能
与中国人交朋友，一定要批判这些错误，自我批评后，我们就主动，不要怕这样做又
要犯右的错误，等等。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国际劳动
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对遭
到错误批判和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使在场的外国专家深为感
动。
在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周恩来仍然继续进行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
月18日，周恩来提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的意见，同日，他还向毛泽
东提出让王稼祥“做外事调研工作”的意见，得到毛的同意。他还提出，对已经解放
的老干部，应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19
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得到毛
泽东的同意。3 月10日，党中央发出文件，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
总理的职务。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具体提出了一个 300多人的名单后，他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逐一研究、通过。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复出、任职，是周恩来在困境中继续批判极左、落实政
策的重要成果，对于党内健康力量的发展，反对江青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
难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公开否定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江青集团有恃无恐，
疯狂反扑，周恩来虽然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勉力苦撑，但已经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江青等人的反扑，仍然是把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作为突破口。5 月21日，国
务院科教组就科教领域里批林整风的形势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报告。报告中说，
半年多来，在科教战线围绕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当前的形势是好
还是坏，知识分子是改造过头还是要继续改造这三个基本问题上开展了一场大辩论。
科教领域群众对批林整风问题，有以下看法和情绪：认为林彪路线是极左路线，“文
化大革命”和科教战线的斗批改搞过了头，现在要反“左”纠偏；认为“放着极左不
批，而去批右，就会愈批越‘左’”；认为现在教育质量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
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
有抵触，认为《纪要》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大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等等。
报告把这些正确意见统统说成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甚至污蔑为“攻击”。
报告提出要“继续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认清当前的大好形势，
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并把它与否定“
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因而对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越来越
难以容忍。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
外，还尖锐地批判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
交工作的周恩来。
7 月19日，《辽宁日报》按照中共辽宁省书记毛远新的指令，以《一份发人深省
的答卷》为题，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张铁生的信适合了江青等人反击“批判极左
思潮”的迫切需要，因而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8 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
铁生的信和《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随后，各地报纸纷纷加以
转载，《文汇报》等以张信为由头，发表文章、评论，指责高校招生中的文化考查是
“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等等。7 月28日，江青、张春桥等又
在审查影片《园丁之歌》时发难，指责它是“反攻倒算”。1973年底，为了否定批判
极左思潮给教育领域带来的积极变化，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反击“右倾回潮”，在
党的十大上势力得到加强的江青一伙，又指使迟群等在清华大学校搞了“三个月运动”，
反击“教育界出现的一股翻案风”。
从1974年初起，在“反回潮”运动的基础上，经毛泽东批准，江青集团发起了全
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诬蔑、中伤，对1972年整顿中所取得的一
切成果进行全面否定。周恩来领导的持续近两年之久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批林整风运动随之不了了之。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失去
了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实质性内容，只不过是打着批判林彪的旗号，全盘否定周恩
来等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从全局上维护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
误。正因为如此，它很快就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抬头，生产、工作秩序的混乱和生产
的再次下降。“四人帮”倒行逆施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不满和觉悟，周恩来1972年批
判极左思潮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成为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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