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35年前席卷神州大地的“大跃进”运动，持续 3年之久，是共和国历史上
特殊的篇章。它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留下了一系列令人深思
的问题。
酝 酿
“大跃进”的酝酿，是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复杂过程。
发动“大跃进”的初衷
1955年冬，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推进全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际，曾憧憬着“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
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
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这表达了毛
泽东切盼我国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事业出现飞速发展的心情。这种心情。基于他早年立
志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也基于经常使他揪心的中国处于“人口上、政治上
是个大国，而经济上却是个小国”的矛盾现实的忧虑。1956年 8月30日，在党的八大
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激昂而郑重地对代表们忠告：“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是有理由的。
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
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 400多万
吨，明年突破 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
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 100个国家，但是超过
2000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
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建国只有
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
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
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
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
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
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200年前，即1750年至1800
年，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实力，用各国占世界制造工业总产出相对份额来表示，中国居
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某一外国学者的评估，有可能偏
高，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之首这确是基本事实。然而，从1800年至1900年这
百年间，是中国经济实力地位下降时期，186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出的比例为19.7%，
逊于英国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国、俄国和法国相继超过了中国；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仍然处于停滞状态或下降的趋势。到1953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
仅有2.3%，处在历史发展的最低点。面对这样的态势，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领导集体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
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迫切地要求改变我国经
济文化落后的状态，完成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的历史使命，尽快地缩短同
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开除“球籍”，使社会主义中国坚强
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既然确定了上述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又制订了不按照苏联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的方针，而要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于是
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急于求成的露头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在酝酿如何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建设问题上，既抱
着迫切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同时，又滋长着急于求成的情绪。这集中表现
在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和1957年对1956年反冒进正确决策的错误批判。而这
样的批判，又直接成为酝酿“大跃进”的思想动员，这就使“大跃进”自然而然地带
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实现。
1955年冬，毛泽东眼看着 5亿农民即将进入社会主义集体化的现实，怀着一股从
来未曾有过的喜悦心情对人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
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
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他又说：“现在的问题，还是右
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
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对右倾保守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内容
广泛、指标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食、棉花的
产量每年应分别以8.7%、10.4%以上的速度递增，保证1967年分别达到 1万亿斤、1万
亿担的高指标。这样要求引起了连锁反应：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会议
所确定的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规划；二是中
央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纷纷按“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把远景规划所规定的
8—12年的任务，提前为3—5年内完成；三是1956年度经济计划马上发生重大的变动，
1956年 1月1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确定的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考虑需要
多，而对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条件研究少，安排要求过高过急。要求工农业总产
值比上年增长15.9%；工业总产值增长19.5%；农业总产值增长 11.5%；各项工农业主
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个年度计划被打乱了。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1956年 2月召开全国第一次基本建设会议，
将“一五”计划期间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由原定的694项，增加到754项。同年 6月，
继续追加，高达800个，建成项目增加到500多个。相应基建投资猛涨。周恩来说过，
基本建设5年的总计划是427亿元。历来的数字(不算其他自筹资金的基建、国防基建)，
第一年65亿元，第二年75亿元，第三年 82亿元，(按国家统计局公布实施结果同上述
预算相接近)当时考虑，1956年的基建投资以90亿元上下为恰当。但是，1956年1月召
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财经会议，各省市、各部门报来的基建投资总额高达 200亿元，
比上年的88.5亿元，增长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预定的112.7亿元，尽管从
1953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长，收大于支，但也无法承受如此高额的基建投
资额。
——职工和工资增加过快。1956年全国全民公有制职工数达2423万人，比上年19
08万人增加 515万人，比原定计划增加84万人大大突破。随着职工猛增，工资总额也
相应上升，包括当年调整工资的因素在内，1956年工资总额达 137亿元，比上年增加
37亿元，大大超过财政的支付能力。
——贷款过多。过去几年的农业贷款总额为1—2亿元，1956年猛增高达19.3亿元。
同时对手工业合作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贷款9.4亿元。这是财政支出一大突破，为此，
只有动用历年的结余款和增发钞票来弥补。
——市场供应紧张，商业库存减少。1956年商品库存为2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2
亿元。减少部分是为弥补多印发的钞票。当时商品库存减少的主要是布匹，12种主要
的农业生产资料和24种日用工业品以及粮食等。
——财政收支不平衡，出现赤字。经过及时反冒进后，尽管压缩了各项开支，到
1956年终，财政总收入为287.4亿元，总支出为305.7亿元，仍有赤字18.3亿元。
——各项事业齐头并进。农业生产规定过高的指标，并一再追加。如粮食，1955
年9月确定的指标仅比丰收的1955年预计数增长1.7%，12月改为增长8.1%，1956年5月
又改为增长 9.1%。棉花增长指标由上年预算减产改为增长18%。农业生产大型工具的
生产指标定得很高，如双轮双铧犁，1956年要求生产 500万部。在农村不切实际过多
过早兴办公共设施项目。在农村要求在2—3年内消灭文盲，强迫农民参加扫盲学习等。
富于务实精神的周恩来和陈云，敏锐地发现了这股“左”倾冒进的苗头，适时地
告诫国务院各部分的领导者们，并立即进行一系列有效的反冒进的工作。
从 1月10日至2月7日，在北京同时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期
间，2 月3日、6日，周恩来先后两次约李富春、李先念研究1956年度计划和这两个会
议存在冒进倾向的问题。在会议结束的2月7日，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反右倾保守，
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
的现象。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冰水。但各部分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
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的乱提计划。各部分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和财政
部要压一压。周恩来提议，由李先念主持计委和财政部组织一个“促退会”对已定的
各项指标，预算一律降低6%—5%，叫做“推平头”。这一决策是果断而正确的。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作了一个重要的发言，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指出了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
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二，按照毛主席19
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大约再有3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
围内基本完成的要求。这只是讲大体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三大改造会拖长一些，
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反对操之过急和一刀切。三，强调绝不要提出提
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可以加快工业建设，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
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要真正巩固农业、手工业
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成果，必须实现工业化才行。四，不论制订部门计划，还是
十二年远景计划，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头脑发热，领导者要头脑清醒为好。这次讲话，
主要是针对自1955年秋季以来一股劲地反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左”倾冒
进正在抬头，不切实际地提出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口号，强调要迅速建成社会
主义社会，各部门制定年度计划和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过高过急的指标等等。这反映
了党内对待经济建设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指导方针。
2 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提出的各项指标，
实行“压一压”的方针。他抓住了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两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
削减：一是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全国各地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
本建设投资预算由 200多亿元压为180亿元，再压为147亿元；二是削减双轮双铧犁的
年产量，由500万部减为350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按照上述要求修改1956年度计划。
周恩来还责成有关部门负责人再对钢材和其他主要物资进行检查，注意纠正齐头并进
造成物资缺口的情况。
3 月25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修改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由于这个草案所
定的指标仍然过高。因此，实施不久，立即出现物资供求矛盾很大，使有些施工单位
窝工、停工。但与此同时，还有些部门仍在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数额。4 月初，在一
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会上只有一人表示同意，
那时党中央的民主生活还比较正常，所以，这个提议因绝大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会
上和会后周恩来充分说明无法追加基建投资的原因。这埋下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
争。
4 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讨论计委提出的《关于1956年基本建
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他再次重申：搞计划要注意实事求是，
要为平衡而奋斗。这次会议对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的几个方案，
再次肯定 3月25日下达的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
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和前提下，补进 3.5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周恩来还指出，即
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会议根据周恩来、
陈云、薄一波等意见，确定开源节流，缓和供需矛盾的几项重大措施。这样，便把当
时追加基建项目和投资的倾向及时地刹住了。
5月份，毛泽东离京外出休假。中央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主持。
年初出现的经济工作急躁冒进造成的矛盾日见显露。5 月11日，周恩来在会议上
承认今年计划有缺点，国务院也有责任。反保守大家都提大数字，计委也无办法。去
年年底，打 120多亿元的基建投资，后来又加到170亿元，后高达200亿元。双轮双铧
犁是个典型的例子，它的年产指标虽已由500万部降为350万部，但仍减得太少，于是
这个项目把其他生产、基建都挤了。农业部有困难。中央曾允许地方可以推翻中央计
划，廖鲁言同志也挡不住。147亿元基建投资，比去年增加66.1%。这样大的数字，材
料哪里供应得上，必然要出问题，如果不压，将要达到 90%，计划高了的结果，一是
窝工损失，二是粗制滥造，超过经济的可能。周恩来鲜明地指出：反右倾保守从去年
8 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周恩来再次言诚意切地告诫
全党，要从反右倾保守的迷误中猛醒、而应集中全力纠正已经影响经济建设全局的急
躁冒进。
周恩来不仅是言者，同时也是行者。随后在他主持下，约同李富春、李先念商议
起草《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提交一届三次人代会讨论决
定。并通过这次人代会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实现1956年度计划而努力。在起草这个报告
的过程中，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生产、基建投资的指标。这个报告明确地指出，在当
前生产领导工作中，要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
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
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
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6月4日，刘少奇主持党中央会议讨论提交全国一届三次人大会上的《关于1955年
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出席会议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
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首先代表国务院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所
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的问题，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
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同月10
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6月4日中央会议的有关决定。这是一项
正确的决策，既及时地纠正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又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产生了指导经
济建设的正确方针，八大坚持了这个积极而行之有效的方针。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反冒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由于党内对反冒进和八大
所坚持的经济方针存在着分歧，因此，反冒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反冒进”，急于
求成的“左”倾错误逐步占居了上风，这是导致“大跃进”运动爆发的主因。
社会主义阵营萌动着“赶超”浪潮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在影响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出现还有着深刻的国际
背景。
在十月革命40年大庆之际，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和64
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云集莫斯科，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讨论了当
前和今后国际形势、国际共运形势，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这两个重要会议。
11月14日至16日，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坚持原则性与
灵活性统一、经过讨论协商的基础上，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
议宣言》。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
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
这个宣言，反映了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一个共
识：“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
这个基本论断，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和平宣言》中进一步申明：
“让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今后在发展和平科学、和平技术方面彼此展开竞赛吧。让它
们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争取进步，争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竞赛中来证实自己的优
越吧。”这是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斗争新的特点和科学概
括。也就是说，今后斗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战争，而且重要的是综合国力的竞赛。
这包括强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国防实力、人民素质和生活质量诸多方面因素的总和。
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
一个尚未完成近代传统产业革命的落后大国，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遭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东西方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十多年中，不同社会制
度的多数国家都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政策、途径，致力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工
作。由于各自的内部基础、外部条件各异，因此，经济恢复发展的结果和趋势大不相
同。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发展快，效果显著。美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
利最大的国家，战后成为头号超级大国；英、法等战胜国虽受到战争破坏，但基础条
件好，采取得当措施，恢复发展也快；德、日、意等战败国尽管因战争受到严重破坏，
但是，其技术基础、人才基础仍保持相当的优势，战后大力加强国家干预，依靠市场
调节经济，迅速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经济恢复和重建家园成效卓著，到50年代下半
期已有相当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东方国家还处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到50年代才开始迈出恢复经济，建设国家的步伐。苏联、东
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着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体系，排斥市场经济；片面发展
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经济发展同改善人民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中国是东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上百年，同苏联的差距也
很大，基本国情还是“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
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两大阵营之间的竞赛不可避免，在社会主义阵营
内各国自然萌动着一股“赶超”浪潮：
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上作报告谈到苏联的前景和任务时，兴奋地
宣告：根据有待明确规定的初步草案，约15年内苏联的工业品年产量可以达到这样的
水平：“铁矿——2.5亿到3亿吨，生铁——7500万到8500万吨，钢——1亿到1.2亿吨，
煤——6.5亿到 7.5亿吨，石油——3.5亿到4亿吨，煤气的开采和生产量——2.7千亿
到3.2千亿立方公尺，电力——8000亿到9000亿度，水泥——9000万到1.1亿万吨，糖
——900万到1000万吨，毛织品——5.5亿万到6.5亿万公尺……
赫鲁晓夫宣称，当苏联已经过40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提
高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并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
已经不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
从赫鲁晓夫所描绘15年后苏联的前景，就是在工业主要产品产量上超过美国，并
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莫斯科会议期间的会内会外，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在思考、酝酿着本国今后发展的
目标。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相应地提出：
“我国今年有了 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能有1000万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
有2000万到2500万吨钢；再过 5年，可以有3500万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
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
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
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
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
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
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再过15年，可能爬
到年产3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吗?那么，在15
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个大党、大国相继提出超美、超英的口号下，莫斯科会
议后，中国出现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运动。苏联提出正式“进入全面
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要在最短时间内在人均产值上超过美国，“保证有世
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在朝鲜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千里马”运动。东欧各
国进行着如火如荼的生产劳动竞赛。由此可见，1958年中国敲响“大跃进”的战鼓，
绝非是孤立的。
起 动
“大跃进”运动从酝酿到高潮，还经历了一个起动的过程。
批反冒进发动“跃进”
毛泽东从八届三中全会起，对1956年周恩来、陈云等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急躁冒
进倾向的错误批判，是直接发动“大跃进”的重要步骤。
1957年 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首次在党中央内部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
进的正确决策。他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还扫
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促进委员会。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扫掉了多、快、好、省。毛泽东指责说：“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
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1955年冬，周恩来提出社会主义
各项建设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这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同年12月 6日，毛泽东在一次
关于反右倾保守思想的讲话时说：要加快速度，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各项工作均又
快又多又好，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入社会主义。随后，李富春补充了又省。19
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
斗》，便把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针向全国人民提了
出来。但是，由于自1955年冬开始不适当地提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党内早已
存在的急躁冒进的情绪便逐步抬头，人们看重和追求的往往是多和快，忽视和忘记的
往往是好和省，因此，这个口号没有起到它应起的良好作用。鉴于这个原因，1956年
7、8月间，周恩来等在起草提交八大讨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
案进行第三次修改时，在重要位置出现的“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即被删掉了。
这以后约一年时间，没有在会议、报刊上再提多、快、好、省。与此同时，周恩来经
过同陈云等多次谈话和集体商议，对八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关于“到1962年我国粮食生
产5200万斤，棉花5200万担”，修改为“到1962年要求粮食生产5000亿斤左右。棉花
4800万担左右。”这是周恩来、陈云等坚持“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的
具体表现，也是正确总结1956年上半年反冒进的结果。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删掉“多、快、好、省精神”的提法和降低1962年粮棉产量指
标颇为不满。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对此不作表示。但是，在八届三
中全会上，毛泽东便说：“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
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这明显地是针对着周恩来和陈云等同志坚持综合平
衡、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的。
所谓“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指责说：去年“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
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这是对周恩来在19
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评论的批评。周恩来这
个讲话，比较全面地总结了1956年上半年经济工作中冒进与反冒进的经验教训，并正
确地提出1957年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作了带
总结经验教训性质的评论。他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
案，主席提出时说的。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
某些数字还会修改的。现在执行了差不多快一年了，已经证明有些东西是需要研究的，
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举几个例子：比如扩大耕地面积。现在看起来，那么一个要求
(指12年之内开垦1.4亿亩)很显然是难于达到的。又比如双轮双铧犁，要生产600万部，
显然不需要这样多。(1956年反冒进的措施之一是把生产双轮双铧犁600万部的指标，
减为350万部，实际生产了250万部，出售170万部，农民退回80万部)因为很多地方不
可能用这种双轮双铧犁。周恩来认为，大家谈到计划，最容易联系到八大的建议和四
十条。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规定我们每年进度的指标的。这两个东西我们经过研究，觉
得可以修改，不合实际跟不上去，就不能勉强跟，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它也不能单
独跟上去，还是得退下来，钱也浪费了。……这就是“扫掉四十条”的由来。
所谓“扫掉促进委员会”毛泽东说：去年“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
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
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该是
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
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
们这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
一篇演说是要讲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毛泽东这些指责是
很严厉的。他所指责的，就是1956年初周恩来和陈云发现经济工作出现急躁冒进倾向
以后，周恩来提出要“压一压”的方针，在 2月召开的财政会议和计划会议后，计委
和财政部由李先念组织一个“促退会”，把两个会议期间各地、各部门上报来的基本
建设投资总额高达200多亿压下来，要退到147亿左右。这一措施经过落实，减少了盲
目冒进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失。然而，这一重大措施，毛泽东持异议。因此，把作为压
一压的工作班子“促退会”提高到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组织、提高到如同“那个右
派章罗同盟”加以类比，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八届三中全会后，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逐步见诸于报端。1957年10月27日，《人
民日报》社论说：“1956年秋后刮起一阵邪风，放松甚至放弃四十条纲要目标，结果
是消极因素上升，右倾思想抬头。”接着，同月31日，《人民日报》针对河南省1956
年水利建设的情况说：这“不是冒进，而是‘跃进’。”随后，经毛泽东在出访莫斯
科期间签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
农业生产的高潮》发表，把批判反冒进公布于世。社论认为，1956年正确的跃进，而
不是冒进，社论号召大家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个大跃进”。毛泽东
对此文采用“跃进”一词代替冒进的提法颇为赞赏。事隔约半年之久，毛泽东在重看
这篇社论后，于1958年 5月26日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
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写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
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
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
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
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
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
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
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从1958年 1月南宁会议起，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1956年反
冒进的正确决策接二连三地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泄了
6 亿人民的气，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右派一攻，把一些同
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他还武断地认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
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似乎高指标，“快”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量力而行的
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经过接连数日的批判，到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
次会议，对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作出了错误的结论。主持反冒进工作的主要负责
同志都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对反冒进错误批判的结果，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
是，实际肯定“左”比右好；在政治，批掉了八大正确路线，代之以高速度为灵魂的
社会主义总路线；在组织上，批掉党内的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原则，滋长了个人专断；
在经济工作上，批掉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发动起“左”倾冒进的
“大跃进”运动来。
农业率先“大跃进”
八届三中全会在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恢复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会基
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简称四十条或农
业发展纲要 )。中央还作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
决定》。要求各地要鼓起像1955年冬季高潮中那样一股劲头来，使这一运动“成为随
着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11月至12月间，各省、
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
大字报为武器，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
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逐月上升：
10月份2、3千万人，11月份6、7千万人，12月份达8千万人，1958年1月高达 1亿人。
从1957年冬到1958年 4月，在农业生产战线上，出现可喜的形势。全国水利工程建设
按照工程应有的受益面积计算。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
治理了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了瘠薄的耕地1亿多亩。植树造林 2.9亿亩。控
制水土流失的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57年预计增
加8000万亩。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会后，正
式写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之中，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
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
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
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毛泽东在1958年 1月召开
的最高国务会议还提出：15年要看头5年，头5年要看前3年，前3年看头1年，头1年要
看头 1个月。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有些省提出了“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口号。浙
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委提出，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
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 随着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目标的确定，在批判
反冒进的气氛之下，农业生产主要产品的高指标相继出台，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向
一届五次人大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1958年计划粮食产量为3920亿斤，
比上年增加210亿斤；棉花产量为3500万担，比上年增加220万担。这个指标基本上仍
然按照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要求，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头脑发
热的情况下一再追加指标。1958年4月4日，国家经委调整了上述计划。要求1958年粮
食产量达到4397亿斤，比上年增加497亿斤；棉花产量达到4463万担。比上年增加1283
万担。
为达到这样的高指标，大力推广深翻土地、合理密植、工具改革、养猪积肥等措
施。然而，在求成过急的思想支配下，主观主义大膨胀，对一些正确措施和具体经验
不顾客观实际，任意拔高，照抄照搬，结果适得其反，闹出很多笑话，摔大跤子。最
突出的表现是浮夸风的泛滥。
高 潮
从1958年 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总路线”后，全国为“超英赶美”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的“大跃进”运动逐
步推向高潮。
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
1958年 5月，党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确地提出：“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认为，现在已经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务的时候了，已经是提出
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时候了。”另方面，会议接受了毛泽
东的观点。错误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
提出了“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
盾”；错误地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在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下，
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
本点；并规定“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
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
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
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
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
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 由此可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必然具有两重性。正如《关于建国以后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
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条总路线的确定，
标志着我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上指导方针的失误。
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总路线的产物。“大跃进”运动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随
着钢铁生产指标不断加码而发展起来的。
1958年2月3日，国家经委《关于1958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1958
年钢产量为624.8万吨，比上年增长19.2%。这一指标说明发展速度不低，但仍然没有
离开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的轨道。同年 3月31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国家经委提出
的反映“大跃进新形势”的《1958年计划的预算的第二本账的意见》，钢产量由624.8
万吨提高到700万吨。此意见在同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时再把钢产量提高到711
万吨。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整个经济工作转入了“以钢为纲”的轨道。5 月底，中
央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 800万吨。
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
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800万吨，华北600万吨，西南310万吨，东北1100万吨，
西北150万吨，并预计到1962年将达到8、9千万吨。在这种气氛之下，6月19日，毛泽
东邀集中央一些同志和冶金工业部长谈话，毛泽东提出，去年是 530万吨，今年可不
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冶金工业部长回答，好吧!布置一下看。由此确定 19
58年钢产指标为 1070万吨。同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时，这个
意见被正式通过。
然而，从 8个月来钢生产情况看，由于生产能力不足，运输、动力、原料不足等
种种因素，1—8月份生产钢只有 450万吨左右，时间已过三分之二，而任务尚有三分
之二，要以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翻一番任务，时间太紧迫了，毛泽东对此很不乐观，
他曾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达了他的心境。
为了实现“翻一番”，9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时，《人民日
报》发表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社论；9月5日，再
发表《全力保证钢铁生产》社论，要求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
从此，一场亿万群众参加的夺钢保钢的运动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是大炼钢铁的途径。钢铁厂开足马力，小高炉遍
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7月份土小高炉约3万座，8月增至17万座，9月份达35万座，
10月底高达几百万座。各行各业都为“元帅”升帐让路。从找矿、运输、炼钢、炼铁、
炼焦……都靠大批群众投入，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老人，7 月间投入人力约几十万
人，8月间增加到几百万人，到10、11月高达6000多万人(还有一说是9000多万人)。
经过 4个月奋战，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
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
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到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达1108万吨
(应当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均包括不合格的土钢在内)。
同钢产翻番紧密相联的是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
奔腾”是当时编制发展国民经济年度计划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方法。整个工业生产的部
署是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在南宁会议上，党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地
方的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
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到4月7日，中
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
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 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
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正在全国形成，从省、市、
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力争在 5年左右，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
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
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
报浮夸的气氛之下，各协作区也召开了农业会议。6 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
会议。7 月份，西北、华北、中南等地区也先后召开了农业协作会议，提出本地区农
业生产“大跃进”的目标。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全地区平均每人的粮食产量，
1958年要达到1100斤，1959年要达到2000斤，到1962年要突破3000斤。实现农业增产
的主要技术措施，是深翻改土，要求全国在两三年内把全部耕地深翻一次；还要推行
高度密植。从 7月份起，各地连续报导“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7320斤；
湖北早稻亩产36900多斤，广西中稻亩产13万斤，福建花生亩产1万多斤。在此同时，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等社论，批
判“算账派”、“条件论”、“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
的产是人的胆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思想文化建设也要“大跃进”。1958年 9月13日至20日，
中宣部根据 8月北戴河会议精神，召开了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大跃进”
中的文艺工作和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
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
艺创作和批评都要大搞群众运动。
1958年 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了省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
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
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会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
演，人人能创作。郑州会议还提出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
星。”各级都要成立“艺术卫星指挥部”。一瞬间，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
活动组织，例如江西省组织了5000多个山歌社，四川省组织了 22000多个农村文艺创
作小组，安徽省队队有创作小组。由于提出了放文艺卫星的任务，层层布置，层层加
码，使得许多地方提出了很不切实际甚至是荒唐的口号和要求，诸如什么“两年就要
超过鲁迅”，“一个夜晚写60个剧本”，“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等等。文艺创
作出现了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新民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稻粒赶黄豆，
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赶冬瓜，一幅丰收图，跃
进农民画。”“今年是个丰收年，秋后粮食堆成山，不知粮食打多少，压得地球打转
转。”在教育、科技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在思想工作中严重地泛滥开来。例如，河北省
徐水县谢坊村在群众中开展了放“思想卫星”运动，即展开群众性的思想“大检查、
大评比、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用这个办法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规定一个月
评比一次，三个月发射一次“思想卫星”。放“思想卫星”有15条标准来衡量。这种
作法曾当作“先作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结果成为群众的灾难，也是对思想文化工
作的破坏，大大损害了党和群众密切的关系。
“压缩空气”
在“大跃进”高潮和全国基本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的情况下，10月间，毛泽东和
一些负责干部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天津杨村，召集了一些人召开调查会。
会上，河北省徐水县县委书记汇报说，徐水县建立了共产主义新村，实现了全面供给
制。他还具体讲了两个劳动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给制的情况。1 个家庭夫妇俩是强劳
动力，非劳动力只有1个，2人养1人；1个家庭6口人，只有1个劳动力，1人养5口人，
尽管劳动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计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3份，后者可得6份。
毛泽东听上述汇报后，当即表示，这样一来，劳动力强的吃亏，劳动力弱的就占了便
宜，劳动力强的贡献大，得到的报酬反而少。毛泽东还说，这样一来供给制不会给我
们的生产带来好处，反之会带来坏处。随后，毛泽东从河北省沿着京汉线往南走，在
河北、河南等地的农村继续调查。与此同时，有的同志在河南的遂平、武修县等地进
行调查。从了解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人民公社确实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现象和急待解
决的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
的错误。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因此，从1958
年冬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期，先后召开了七、八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中央全会，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和体制，一定程
度制止了“共产风”的泛滥；二是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标的歪
风。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党中央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
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纠正错误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农业生产指标
1958年 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决定
中规定。1959年钢产量为2700—3000万吨，要求在这一年超过英国。这个决定是在对
“粮食过关”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作出来的。那时误认为1958年的粮食产量可达到70
00亿斤，在此基础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达到 10500亿斤。按此标准做到的话，粮食
便完全过关了，大搞钢铁便无后顾之忧。这种认识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1958年12月
武昌会议时，毛泽东指出，这次会议要唱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压低指标。他还
说，今年翻一番，1070万吨，是冒险计划。结果 6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
紧张。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专门研究1959年钢产指标问
题，要把原定2700万吨的指标降下来。只搞 1800万吨行不行?毛泽东提出：有两种实
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
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次会议决定降低钢产指标。对外公
布为1800万吨，内部定为2000万吨。粮食产量降为7000亿斤。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
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
在1959年 1月省市区党委书记参加的北京会议上，打算再降低指标，但阻力仍然
很大，人们头脑还冷不下来，不肯压低。当时，也没有提出一个更为恰当的数字来，
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再降低指标。到 4月间，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讨论了1959年
国民经济计划，对去年12月武昌会议拟定的计划指标又再作一次调整，钢产量由2000
万吨降为1800万吨，这是对外公布的指标，而内部定为1650万吨。粮、棉指标不变。
这样算定了下来。但是，毛泽东仍不放心。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陈云都没有出席。
从1958年以来，陈云对高指标多次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从上海回京后，便请陈云专
门对钢产指标是否能够实现作调查研究，请他核实1959年钢产指标的任务。为此，陈
云同李富春、薄一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1959年钢产指标应落
实为1300万吨，钢材为900万吨。5月，将此建议交中央常委讨论，政治局为此专门召
集会议，会上，陈云作《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发言，政治局通过了上述意见。随后，
陈云给毛泽东写《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的信》。经过这一调整。1959年钢产完成达1387
万吨。实践证明，1959年压缩指标是正确的。
9 个月来，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错误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纠
正是不彻底的。主要是没有根本转变“左”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总路线、人
民公社、大跃进是在全盘肯定的前提下，纠正一些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是很有限度
的。例如，虽然提出要压缩空气，但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虽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脱离
现实可能的高指标，但在实际工作中仍保留或继续制定一些偏高的指标；虽然批评了
平均主义的“共产风”，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给制等损害农民利益的措施；虽然放
慢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速度，但仍强调用10年的时间完成这个
过渡，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头条的重要标准。总之，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没
有受到根本的触动。这样，在实际工作中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
庐山会议，包括1959年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
会。庐山会议的前期即从 7月2日至7月23日，中心是继续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指
标，总结经验教训。庐山会议的后期即从 7月23日毛泽东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开始，
到会议结束为止，以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为中心。
庐山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他讲了自己的基本看法，
在肯定“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指出了执行总路线中的一些错误，总结了
经验教训。准备经过会议讨论，形成会议的文件《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毛泽东对
这19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观点，如要综合平衡；按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
济；强调指出，认识客观规律；要安排好人民的衣、食、住、用、行 5个字，这是关
系到6亿5千万人民安定的问题等等。根据上述问题，分组进行讨论。7月4日，刘少奇
在小组讨论时发了言。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
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
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
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7月6日，朱德在小组讨论时也发了言。他认为，
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 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
起来。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农民欲富，要使之富起来。关系 5亿人口的稳定问题。
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农民立家立业重要。刘少奇、朱德这些意见无疑
是十分正确的。在讨论中，有一部分同志对纠“左”问题、对形势、对成绩估计有不
同的看法，要继续大炼钢铁、大办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那一套。7 月10日，毛泽
东在组长会议讲话时，强调对形势要统一认识，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对
形势的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他对
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作了估计，认为成绩是主要的，是 9个指头的问题。总
路线根本不会错；高级合作社也好，公社也好，与苏联不同，都能够促进农业增产而
不是减产。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
一部分被动。简单来说，就是3000亿吨钢，基本建设 1900项，粮食增产1倍，办公社
风，这 4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
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他还驳斥了右派否定一切的谬论，批评了党内一些同
志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错误。他还一再坚持要办公共食堂和保留社员分
配中的部分供给制，对高指标仍有保留。这些主张和看法，在当时一部分高级干部中
也同样存在的。从这段讨论中，看出党内存在明显的不同观点和分歧。到 7月14日，
大会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给大家讨论，这时，两种不同意见的
分歧更趋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深感一部分同志对“左”倾错误认识不足，纠
正不力，为此焦虑，于是，在 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就是著名的“万言书”。他
陈述了对党的工作的意见。信的内容基本是正确的，方式方法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的。他的看法也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的认识和愿望。
从7月16日开始，重新分组讨论彭总的信，讨论中分歧意见更为尖锐。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
人，不分什么说，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劝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
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
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动摇性。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
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30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他对彭德怀的信中
讲到的“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判。这
个讲话明显地支持了那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同志，而对支持和同情彭德怀的那部分
同志显然是一个打击。会议的方向由此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了。
庐山会议后期是以后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所谓“右倾反党集团”为中心内容。8月2
日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认为，我们反了 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
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
为右倾机会主义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 6亿人民
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毛泽东这个讲话和他在会议期间批发了一系列的批
语，为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进行所谓“路线斗争”、揭露和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分
裂活动”定了调子。8 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
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
争》的决议。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作出错误的结论和处理。
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
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全党范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内
生活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经济工
作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中断了。在前一段时间内受到批评的“左”的口号、
政策、措施，现在又被重新肯定下来。
“跃进”难以为继
在八届八中全会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原材料供应紧张，上半年工
业生产完成情况不好；自然灾害严重，农业生产年景不好等等，对1959年 4月上海会
议确定的指标作了调整，主要工农业生产项目指标均作压缩。但是，自开展“反右倾”
运动以后，在10月中、下旬召开的全国工业生产会议时，对此作了不公正的指责，认
为是一个“小小的马鞍形”，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吹冷风”。要坚决把反右倾
反透，把干劲鼓足。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建设就追加了投资、追加了项目。同年12月
25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八年规划的
初步设想》。这个《设想》指出：今后 8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任务：“加快建设，在
工农业生产持续跃进”。《设想》提出了1967年各项工农业生产的指标：“钢 6千万
吨至7千万吨，煤10亿吨左右，粮食1万2千亿斤到1万6千亿斤，棉花1亿2千万担至1亿
5千万担”。《设想》还要求“工业建设在今后8年内仍然要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
的方针。”8年内建设大型钢铁厂(年产100万吨以上)大约有28个，中型钢铁厂24个，
特殊钢厂26个，近10个专业钢厂，小型钢铁厂88个等等。“八年内，农业生产的基本
任务是：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副渔的全面跃进；基本上实现农业的
机械化、水利化和电气化；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要求到1967年，按照不
同地区分别达到一亩一头猪或一人一头猪”。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总结19
59年的经济工作、制定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提出了
要在 8年内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中说：人类历史100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
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
比例关系。
上海会议后，1 月30日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
告》。报告要求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跃进。随后，同年 3月底，
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
《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年国家预算》，通过并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
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次会议通过的《一九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所规
定的各项指标，同前两年相比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但是主要指标安排均比上年有所增
长。这种安排同当时已经露头的国民经济困难是极不相适应的。
特别应当指出，5 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
“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
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在粮食严重困难的情
况下，同月 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经委、建委3党组的《一九六○年工业生产、
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账安排报告》，同意把1960年的钢产指标由1840万吨
提高到2040万吨。这是不顾实际可能、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决策。随后，国民经济
困难日显严重，到 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控制数字报告》中，把1960年钢产指标由2040万吨，降低为1900至1950万吨。尽管 8
月14日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但
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被动的局面。到12月 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
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再次把1960年钢产指标由1900至1950万吨，降为1860万吨。
尽管当时粮食奇缺，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一再强调钢产量一吨也不能少，要继
续“大跃进”，要炼“争气钢”，要作为政治任务，保证完成。全国人民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终于在年底使钢产量达到1860万吨。
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中心内容“大跃进”运动，持续 3年。全
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地投入这场同自然界的战争中，为我国现代化
建设添砖加瓦。然而，由于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决策，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在
全国泛滥，国民经济秩序混乱，各种比例失调，损失和浪费惊人；又加上遇到了建国
以来少有的严重自然灾害；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导
致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和严重困难。“跃进”难以为继。在这种
情况下，党及时决定实行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使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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