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母亲添光彩
　　　　　　　　　　　－－儿不嫌母丑（二）
　　　　　　廖焕基

　　大凡深情地热爱祖国的人，就像归国侨生、现代诗人陈慧美在诗中写的：“我熟悉异邦的繁荣，但并不向往。因为生活在祖国土地上，我的脊梁，便有了可靠的依傍。”任何时候，即使身在海外，在他的心目中，依然是：

　　月是故乡明，
　　花是故乡好。
　　游子对于故土，
　　犹如独生女对于母亲，
　　那一种神圣的感情，
　　岂是异地的风姿和人情所能取代。
　　····
　　报效祖国，更成为他们的执着追求。

　　侨属青年范高荣，家住海南岛的一个农村。他的父亲，伯伯和两个哥哥以及许多亲友都在海外。“四人帮”粉碎后，他们三番五次劝小范到海外定居去，小范都婉言谢绝。他给海外的新人写的信中，曾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我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在母亲大病初愈的时，有责任为他分忧解愁，尽自己的力量，使他恢复‘元气’，走进世界的先进行列。外国生产水平再发达，生活水平再高，那毕竟是外国的。祖国的强大才是我的愿望，民族的昌盛，才是我的幸福。因此，我反复考虑，宁在国内为四化建设吃点苦，也不愿图个人舒服而出国去享受......”
　　我国有无数的青年，像范高荣那样，“宁为四化建设吃点苦，不图出国去享受”。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的希望！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祖国比之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当然也很需要有志青年出国留学去，“师他国之长，兴民族之邦，扬祖国之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怀着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到国外留学，学成之后，再回来报效祖国。
　　我国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并取得突破性成果，使我国人类基因测序能力一下跃居世界第四位，在美、英、日之后，在德法之前，且测序只有美国等国家测序成本的四分之一。江泽民同志特地写信祝贺！
　　从事这一研究的年轻科学家都是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基因研究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是留学丹麦的博士，回国前在丹麦已有自己的实验室，丹麦政府每天给他的薪水约合1200人民币。另外三位科学家汪健、于军、刘思奇也都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在国外也都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为了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类生命科学的研究，用他们的话说：“谁让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呢”。特别可贵的是，开始他们所做的一切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甚至理解，他们却深知，这是中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最后机遇了，现在不做，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他们正是以自己的振兴祖国科学的赤诚之心和矢志不渝的行为，赢来了各方面的关心与支持，并在他们夜以继日地拼搏攻关下终于在基因研究方面，让中国争到了未来，使中国的生物产业将很有可能走在世界前面。
　　从青年科学家谭铁牛所走的道路也告诉我们：爱国之情愈深的人，必然是报国之心愈切的人。
　　谭铁牛生长在我国偏僻的农村，从小目睹家乡的贫穷落后，并意识到家乡出路的希望就“在于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的后一代”。他从少年起便带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愿望和对知识的渴望，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用自己所学来振兴家乡，振兴祖国”。
　　1980年，谭铁牛高中毕业后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
　　1985年，21岁的谭铁牛又在教育部资助下进入世界著名的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深造，先后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并于1994年通过公开竞聘获得了英国知名学府雷丁大学的终身教职。妻子也在同一大学有一份专业对口的终身职位。
　　尽管在英国他有丰厚的年薪，有自己的小汽车、小洋房，但常对祖国人民的养育之恩无所报答而深感不安和内疚。他认为，“舒适安逸的生活不应是当代青年的追求，个人事业的发展当立足于养育自己的祖国，报国兴邦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抱负。”他身虽在海外，却一直寻求回国效力的机会。
　　1996年底，当他得知自己已入选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后，便与妻子辞去了雷丁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子、汽车，带着周岁的儿子踏上报效祖国之路。
　　为使自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他与妻子商量，决定暂不在北京安家，将妻儿送往西安岳父母处。
　　人们也许会问，谭铁牛图的是什么？请看他的回答：
　　“我是一名炎黄子孙，民族振兴是自己的期盼；我是一个中国公民，效力祖国是自己的义务；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天职；我是一名年青学者，科教兴国是自己的使命；我是一名回国学子，扎根故土是自己的归宿。”
　　谭铁牛那发自肺腑的响亮回答，可谓力透纸背，令人禁不住拍手叫好！
　　社会是大家的社会，国家是大家的国家。当祖国各方面都尚存在许多不如人意的时候，更需要大力弘扬“儿不嫌母丑”的崇高的爱国之情，让祖国每个儿女都积极地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分忧，为母亲增添光彩。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祖国才能繁荣昌盛，中华民族才能以她雄伟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