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鼎盛的唐宋时期成都

　　汉代文翁兴学，成都就走上了一条文化发展的坦途，涌现出许多全国著名的文人和学者，以及医药、科技等许多方面的专家，与之相应的其他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了唐宋两代，成都地区由于受战祸影响少，相对安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更为繁荣。唐时成都的商业在全国已占有重要地位，在全国仅次于扬州。当时，成都城内，东、西、南、北均有大的市场，城外东门的九眼桥一带，更是货物云集的水码头，把西南地区的土特产品，通过长江直运荆楚沪杭。此外，还有蚕市、药市、灯市等各种专门的市场和季节性市场。

　　成都远在东汉时就推广了蔡伦的造纸方法，唐宋时造纸业在全国更处于领先地位。它生产的黄白麻纸被列为进贡的精品，薛涛笺、谢公笺，享誉全国。造纸业的发达与繁荣，又使成都的出版业蓬勃发展，在全国与杭州、福州并列为三个刻书中心。成都还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雕版印刷术的地区，公元868年题记的《金刚经》，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最早印刷品。宋代成都刻印的书籍，纸墨精良，字体优美，版式疏朗，是享有盛名的宋版书籍中的佼佼者。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宋时成都印制的“交子”。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成都造纸工业与印刷工艺的高超。

　　至于文学艺术，唐宋时成都更是全国著名诗人荟萃之地。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高适、岑参、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和女诗人薛涛等，都在成都留下了他们大量的诗篇。宋代的苏东坡、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等人，尤其是陆游和范成大留下的诗作颇丰，陆游更是深爱着蜀地，“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他回到故乡山阴，晚年还有不少回忆蜀地的诗作。唐宋两代，成都真可谓是诗人云集之邦，对后来成都文坛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唐宋时期成都的绘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震旦第一丛林”之称的大圣慈寺，始建于隋朝，曾是唐代高僧玄奘受戒处。寺内有唐代著名画家卢楞伽、赵公估、孙位等人的大量壁画。苏东坡看后称赞是“精妙冠绝”。前后蜀至宋代，成都的绘画艺术又有很大发展，仅《益州名画录》记载的名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成都人石恪以画佛像著称，其特点是状貌奇诡，富于讽刺性。黄签和他的儿子黄居宝、黄居实博采诸家之长，所画“山花野草，幽禽异兽，溪岸江岛，钓艇古搓，莫不精绝”。黄筌所画的白兔，宋时即珍藏于秘阁，视为上品；黄居第画的花卉、翎毛、怪石、山景，尤为宋太宗称道。而更重要的，是黄筌父子把绘画从宗教和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形成我国绘画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此外，唐宋时期成都的音乐、舞蹈等艺术也盛极一时。五代时前蜀王建的“永陵”棺床东西南三面所刻二十四乐伎的浮雕，是我国唐和五代宫廷乐队仅存的惟一完整雕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舞乐盛况，所用乐器既有传说中的笙筝、排萧、笛、釜，也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羯鼓、腰鼓、吹叶，以及国外传人的箜篌、琵琶、铜钹等众多乐器。与此同时，成都的乐曲、乐器制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乐曲以《蜀国弦》最为有名，具有鲜明浓郁的成都地方特色。乐器以制琴最受人青睐，唐代制琴能手雷俨、雷霄父子所制的世称“雷琴”。宋人欧阳修和苏拭都极为喜爱“雷琴”，夸赞它“其声清越，如击金石”。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珍藏有一张雷氏所制的“九霄环佩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