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成中的新教育
——对同安第一实验小学教育改革的散点透视
林少敏、张文质
林：来到同安第一实验小学，我们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很罕见的教育气息。这一所小学，它也不处于中心，实际上整个外部氛围也不是很热闹，但在校园里却有一种蒸腾的活力、生气，而且这种活力、生气具有一种很暖人的幸福感。当看到一个老师的脸上、孩子们的脸上所表现出来的在一种非常健康的环境里头，一种健康的生态，让你在非常愉悦之余，会试图去注视、探讨这所学校构成这种幸福气氛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张：实际上，你说的这一点也挺有趣的。这五年来我去同安一小不知道多少次，甚至他们学校里的大事记里也记得不是很详尽，因为次数去的太多了。我每次去也都有刚才你形容的这一点--很有趣。同安实际上属于比较边缘的地带，它虽然属于厦门特区，但是它不跟厦门连在一起，而且厦门基本上也把它看成一个外县，就像以前我们讲的一个"外省"。一到同安市区，它给人感觉很祥和、很安宁，而街道很狭窄，人流也相对稀少，建筑物也不高大，整个给人感觉还是属于一个非中心的地带。但我老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革命可能更容易在边缘地带发生"。在大家不是太关注或是过分关注，不会受到过多的行政钳制的情形之下，校园里面发生的一切比较自然。在一种新的理念的推进之下，事情可能就这样发生了。
林：在这种比较松弛的地方，非中心边缘地带，就像你讲的各种钳制可能并不那么生硬，这可能是构成同安一小教改实验和整个校园生命化、人文化气象生长的外部条件。但我想这可能还不是特别重要的，我想这个学校可能在这么多年的教育实践当中，师生--特别是老师还有校领导、校长们多多少少日益认识到，或者说日益重新找回了一些本真教育的真实生命，只有在这种真实生命的回归上，才能找到真实的生长点。因为你可以设想在整个中国、整个福建省甚至在整个厦门周边地区，类似的宽松条件可能不是绝无仅有的，但是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都长出这样一种教育生命来，恐怕不是非常多见的。
张：我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跟陈荣艺校长谈过这样的问题，因为这几年来比如说传播教育的新理念，跟中小学校长，包括进修学校、教育局的局长都有广泛的接触，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年听过我的教育讲座的各种校长大概有数千人，但真正跟我们能够达成共识，或者说挽起袖子一起去从事一个开始的时候带有点"乌托邦"色彩的教育理想的校长不是很多。应该说在同安一小校长和校行政的一班人身上确实有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他们有对教育的执着与热情，他们也容易激动、容易被感动，或者说容易被感召，所以当陈荣义第一次在福建师大高师培训中心听到王永、余文森和我谈的"指导自主学习"的教改理念以后，当时他还是相当朦胧的触摸到了新教育的一些脉搏。二话没说，一回学校就自己成立了"指导自主学习"的课题组，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教育改革。
林：同安一小到今天课改实践大概搞了5年了吧，5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一种饥渴感。对各种扑面而来的清新的、充满人性的观念、理论，甚至是比较专业的抽象理论，都有一种本能的需求。实际上，这种需求感它体现出在一个过渡时代、一个转型时期，一个民族教育本身的一种内在需求。教育肯定是要变，学校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可能性，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急切感。因此，寻求变化的观念，寻求变化的途径，这样的一种内在要求导致教育作为一种可能的乌托邦，可能变成具有形式性的乌托邦。因为在我们目前教育界，不管是教育理论界还是第一线的教育实体，实际上对"乌托邦"的这种概念，对于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诉求具有很强的、根深蒂固的排拒心理，也就是任何跟自己的经验稍微有点距离的思想，任何跟自己的当下状况不太一样的做法、实践方式都有本能的排拒心理。它善于寻找自己熟悉的、按部就班的、经验主义的，能够企及的那种很切近的目标，并且那种目标常常含有很多功利的以及操作层面的各种方便。但是呢，对于再多走几步，再往前一点的探索基本都自动地止步。中国教育目前的大多数还是处在这种状况里头。这可能就是中国教育长期缺乏自主性、缺乏自由度、缺乏内在动力，总是处在行政命令的鞭子底下，亦步亦趋的、人云亦云的，过着教育行尸走肉的日子惯了！因此，它不再有自己生命的需要了。
张：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教育的一种生存状态。真正的一种学校自发性的、显现出自主魅力的教育实践确实是非常匮乏，我们更多的是在一种大一统模式底下，更多的落在操作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改革经验，这也使得在现有的评价机制之下，学校的实验，确实都比较关注来自于管理部门、特别是上级有关领导的评价。这一点极其有害，极易扭曲教育的初衷。而教育如果真正的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回到对人的关注，它就自然而然地会凝聚着一股动力。他就会更多的考虑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去促进人的发展，就会关注到人的多样性，关注到人的各种需求，关注到学校制度的重建，包括领导方式的变革，也会关注到用什么样有效的一种方式去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育理念的提升。所以如果说在同安一小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比较良好的教育状况，它确实直接表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向学之心，向善之志"，不象有些地方实验或改革，实验伊始可能也有新景象，但是都难以坚持。所以，你这次去这种感受可能会特别深，仿佛是一种生命的深度触及，老师非常乐于跟你交流，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很多问题提出来作为大家共享的一种新的视域吧。
林：教育在同安一小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欣欣向荣的、幸福的状态，实际上跟经验的本真的原初状态、它的本意是一致的。可能同安一小正是在实践和摸索中，它的生命回到教育生命，教育生命本身相互融洽，它才可能诞生这种情况。我总觉得从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来看，教育本身就是一个载体，上承人类文化的所有的正面价值、人类历史经验所累积的知识。因为对于这些东西的承受、承接是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种族生命得以繁衍、得以延续、得以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说很概念化、很技术化的教育必须承载多少知识。人类之所以有教育，就是因为对人类累积性的经验要有所传承，人类才能得以延续，才能得到发展。向下必须把这些知识经验传播，创造性的加以转化，然后使得我们人类一代又一代能够在前人的思想、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扩展自己的生命。这本身就是教育的真正命意所在。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同安一小在开初的时候迎接新的教育理念、着手新的教育实践可能还不是非常明晰化。做着做着，它的生命本身是一种流动状态，是一种可以融洽的生命之流的汇流，跟人类千古以来的教育生命汇在一起，它本身就自然而然地越来越明晰了这一点。这一点正好使它能持续地进行着。就像你刚说的，有些地方课改只是一个任务，只是一项计划，只是一个在有限的目标、有限的时间范围内需要完成的一个工程。事情一旦过去，或者说劲头一旦低落下来，要求或外部环境的压力一旦低落下来，由于缺少内在的生命共振，因此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很快就会走回到那种按部就班、依然故我的旧的渠道上去。
张：除了这种"直扑过去的教育热情"之外，我觉得在我跟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率真和对一种非常个性化教育追求的肯定。比如说陈荣艺他明确地提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在中国现有的这样的文化环境和体制里面，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他更多的从自己现实的教育问题出发去研究更好的解决途径。他也很明确地提出，对各种专家的意见，他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选择，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把新思想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使得一种理念在现实中产生具体的推动力。在现有的情况下很多学校一方面表现为对新思想缺乏一种敏感，或者说它本身就缺乏一种期待。当新的思想扑面而来的时候，它内心并不是处于敞开的状态，所以有时候就表现为比较冷漠与麻木，甚至充满了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各种非常眩目的、眼花缭乱的思想处于一种迷茫状态，缺乏理解力、分割力，因为内心是空荡的。
林：同安一小教育改革是从接受人文精神开始的，开始实际上可能你的讲座也不一定让他们完全清楚什么是人文精神，什么是教育中的人文精神。但是我想，这个学校变化到今天，在开初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关注人、关注每一个生命，把每一个学生作为活生生的生命来关爱，善待学生。这一点实际是一切变化的可能性前提。马上，关注人、关爱学生就意味着拿什么关爱？实际上要做到前头那一步已经非常难了，它虽然仅仅是一个前提，但是在我们如此漠视生命、漠视个性的当代文化土壤中，来自教育本身的氛围里头，想到关注学生，想到关注每一个生命，这一点已经是相当难能可贵了。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教育本身所应然的含有的爱心，实际上在每个时代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所含有的时代精神都是不同的。可能在遥远的过去，教育同样以某种形式在关爱人的生命，关爱人的成长，但可能是今天完全不能接受的，比如"头悬梁，锥刺股"，体罚，比如说等非常严苛的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这种方式可能适合那个时代的观念，适合那个时代的精神。到今天，在整个世界的这种人文教养已经到了21世纪，已经不但在世界范围内树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同时甚至人的主体地位本身所可能带来的人类中心主义霸权都要面临某种弱化和消减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单个的人，在教育的行为当中再施以那样的外在霸权的压制，非常传统的禁锢主义的那种方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合这个时代的心灵和这个时代的生命需要了。
张：从另一角度来看，我很想去追溯一下，这一切在同安一小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说对同样问题的探讨，可能我在相当多的学校都做过这样的工作，对教育常识理念的重新理解、重新传播。说实在，90年代对我们中国教育可以说是应试教育灾难深重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教育要重新回到对人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理解，教育要表现出对人的一种由衷的善意，回到这样的源头，我觉得我们相当多的老师缺乏理解的前提，或者他们自身就缺乏一种经验，或者说是童年的体验。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在棍棒底下长大的，很习惯的、很自然地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学生，加上应试教育的很多压力，要从师生对立，甚至相当恐怖的课堂里面挣脱出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回溯源头的时候就想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发生？我觉得教师变化的很重要前提，跟他们这所学校的管理理念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前头看到陈荣艺的一篇文章，他也在反思作为一个学校怎么构建一个能够让教师得以成长的制度。教师的观念的变革始于学校对教师的尊重，学校对教师的关注，学校对教师种种困难的体贴与理解。当教师受到这样的一种尊重、关爱、理解之后，他更容易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学生。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像王娉婷老师那样，她始终强调要用正面教育，强调教育的正面价值和力量。像王耀红举的那个例子--孩子在课堂上提出问题的时候会很自然地脱口而出："妈妈，这道题到底是加法还是减法？"这种很温馨、很感人的场面才是真正的教育。
林：实际上教育的理念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人性的深处。不论是西方的人文精神，还是中国本土的儒家的人文精神，都不是天外来无音，它都来源于人性本身的深刻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合理性。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进展的过程中，在师生之间、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之间，以这种方式来构筑教育行为的基本模式，实际上是相互启发、相互互动、相互激扬的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教育变革开始的第一推动力恐怕都是自上而下的，以单个教师的个体行为势单力薄无法打开一个局面，也无法震动整个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氛围。那么要开启一个新的气象的可能性可能是要自上而下的。但自上而下本身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想陈荣艺校长这么多年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和教育变革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是在成长的，他不是一开始就达到这种境界的。我们说人文精神不是抽象的知识，人文精神就生活当中，就在生活中表现的人性当中。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娉婷的这种坚持，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儒家对人性的一种一往无前的信任，相信人性是善的，相信人性是可教化的，相信坚持不断的正面教育终究会赢得教育的成果，这种东西对校长来说肯定是很有震撼力的。无数的这种例子构成了教育模式的不断调整，教育行政领导模式、学校教育体制的不断调整，在调整当中是相互给予，不断从教师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所洋溢出来的人文精神里头感受人文精神确实具有合理的、客观的，甚至是技术上都是很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教育模式发展到今天，今后肯定还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的资源在促使它再发展下去。
张：这一点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大的环境问题。也许陈荣艺和他们学校的班子特别的不容易，因为现在总体上对教师的管理都是细致而又严酷，对教师的种种压力非常日常化。实际上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教师心理健康出问题的人数相当多，但是我们没有进一步询问下去，为什么他们会出问题？并不是说他们天生有这种病兆，而是具体的工作、生活种种压力在逼迫着他们。所以教师越是有追求，他可能越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障碍。那么，在一所学校里面，你要能够坚持这种正面的、肯定教师价值的、理解教师处境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有时候需要勇气。我看到他们身上的这种勇气。所以像陈荣艺，一方面他对自己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一直强调很多教师比他强。他作为一个领导能够用一种欣赏的态度的来看他周围的人，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管理者自上而下的权威主义者的立场上。这一点我觉得相当不错。另外一点，他有一个很细腻的心怀。他经常跟我说：教师确实已经非常辛苦，有时候他们出的工作差错都是可以理解的。用他的话说，简直不忍心再去批评他们。我觉得作为一个校长他有着正常的人所应该有的一种情感。所以很多老师在有苦恼、有问题时也乐于找他倾诉。陈荣艺说他管理的秘诀的第一条就是倾听，学会倾听，善于倾听。有时候哪怕老师说的絮絮叨叨、语无伦次，但是说出来心里就舒服了。校长能够首先把自己定位为这样一种角色真是难能可贵。
林：这一点在目前的这种教育情境之下，在我们中国的等级管理模式延续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强的惯性的情况下，周围整个等级体制层层相荫、层层压制的情况下，一个学校、一个校长的个人行为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自觉性，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但现在问题就是在同安一小，同安一小本身和同安一小校长本身就是一个偶发的事例。在总体的中国教育格局上它是一个偶发的事例，但实际上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意义。这意味着什么呢？所有的行政体制包括教育行政体制天生的带有保守性，它总是趋于模式化，趋于体制化，趋于排斥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政体制说实在的不单单是一个结构，同时它是人的作为。一旦是人的作为，它就有一个可以反省的可能性，可以补差的可能性。行政体制里头的运作人员时时刻刻处于反省当中，经常性的处于自我检讨当中的情况下，行政体制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就较容易得到逐步的、阶段性的克服。这个恐怕在各个学校都具有普适性的，因为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体制，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环境。一个学校的校长在再困难的情况下都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因为行政体制本身是由人构成的。讲到这一点，那么人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物，他是可以主动的有所作为、有所发挥的，哪怕点滴都能是聊胜于无的改善。
张：我想你刚才谈的这一点特别好，而且在现有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特别需要肯定和弘扬。我接触学校的面比较广，目前对学校来说包括校长在心理上对原来的学校管理模式，更多人相当迷恋，或者也不太愿意有所作为。因为有所作为就意味着更多的担当，也可能包含更多的风险。应该说陈荣艺他们学校目前这种状态，校长在这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制度缺乏人性的纬度的时候，校长显得极其重要。同时还要看到他们学校教师确实已经成为了教育进步的一种最重要的作用。教师表现出来的对知识的热情，对实验的热情，对探究的热情包括对学生的热情，在我看来这是正面教育最重要的一面，因为孩子从他身上能够直接感受到人性和教育的真、善、美，所以我们也就可以在学校里更直接地感受到来自孩子身上那种质朴、天真、可爱的气息。实际上他们跟其他地区的孩子的种种情况大体相似，但是就是因为进入这样一所学校，从教师很上得到更多的积极的正面的熏陶，所以孩子也就显得更为可爱。他们美好的一面会保存的更好。孩子们身上所蕴藏的多方面的创造才能能够不断地涌现出来，变成一个值得不断肯定的教育力量。
林：我们以往的传统的学校实际上总是习惯于模具化的生产，我们过去对话当中经常接触到这个问题，他们总是很快地按照文件精神形成某种体制和模式，然后按照这种模式按部就班地、按照一定量化标准来实施整个教育行为。那么在同安一小整个的教育改革实践里头，你刚提到的作为校领导的非常人性化的表现方式，实际上它证明了一点。就是所有的体制实际上都是对人性某一局部的抽象，可能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它的这种抽象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偏颇性。那么，消除这种偏颇性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体制重新融回到人性当中去。我们看的非常明显，像校长给予老师的这种体贴，这种谅解，这种关怀，它本身不是一个惰性的东西，人性当中正面的价值具有天然的积极性。我们一直说这所学校是一所幸福的学校，为什么？人们在幸福感是愿意付出的、愿意给予的，幸福绝对不是一个自私性的概念。从学生身上，我们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到这些。我这次下去听课，看到无关的跨学科的老师相互听课，数学老师听语文老师的课，语文老师听数学老师的课。我问过校长，这是不是学校规定的制度性行为？不是。我在下午开讲座的时候，还有老师在计划听别的老师的课，校方根本不知道。校方通知的是下午来开会，但是他们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听谁的课。那么，这种听课在很多学校里是作为一种被迫忍受的规矩，在这所学校变成一种自发的、由衷的需要。这种需要不是校方作为一种奖励行为，或者一种压制性行为驱动的。在这里我发现老师一个个面带笑容，听到孩子们非常精彩的表现，听到老师非常精彩的教学，脸上都带着非常由衷的、非常肯定的笑容。他们相信已无数次听过课，比如洪延平老师的课，我想好几个数学老师，像颜芳春那样都听过好几次她的课。但是每一次课堂都是独特的生命表现场面，孩子们的每一句话、每一段对诗歌对课文的创造性的理解，实际上都是生命的一种非常生动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它激发起来的是一种教育本身感应出来的幸福和需要。
张：这点大家现在也时常说到，课堂是师生之间的生活的过程。我想说到这里还不够，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生活着，关键是这个过程的质量。所以，你刚才谈到的老师自发的选择去听课的行为，它的背后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你去听课，你感受到课堂……哪怕是听四个老师的课，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风采。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千姿百态的格局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正的把课堂还给了老师。这种还的背后意味着非常大的、非常难能可贵的尊重、信任和期待。这样老师才有可能觉得课堂是我的，我就要尽我最大的可能性去创造一个生动的、充满活力的又各具个性的生命经历。所以你看到现在包括他们教育活动的方式，课堂的方式，以及评价的方式、作业的方式都确实是各具风采的，这样它最后生长出的学校才可能是独特的。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真正走在前面的学校。
林：就是这种自主性、独立的个性所产生出来的幸福感，我们一直提到"幸福"这个词，实际上是有所承受的幸福感，就是他的责任、责任心。他的承担感实际上来源于被人所需要，被人需要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老师不仅被学校领导需要、被校长需要被学生需要，看了那些急切的、期待的、渴望的目光，你所生长出来的责任感不单单是
崇高，不单单是良知的发现，而确实是一种被需要的在人类的生命链条里那么轻易的钩连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人类整体性。你说家园在哪里？家园就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学校是一个幸福的家，家在哪里？就在学校老师、学生之间亲密无间的相互需要当中存在着。我看这种需要确实存在着非常积极和美丽的内容。实际上课文很多选文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新的教材还是有很多好的内容的，但是这些好的内容曾经不断出现过。在过去的教材里也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内容。古诗，我想我们在记忆中都能找到我们教材里那种非常优美的古典诗歌，非常优美的外国散文。那天，翁海芳上《蓝色多瑙河》，听着音乐，听着孩子们的朗诵，听着孩子们在抒发自己对某一段曲子、他们最喜欢的曲子的理解。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听课的时候摇头晃脑的。……而且在非常童稚的朗朗书声中，配着音乐和多瑙河沿岸的景色的描述。真的，你情不自禁的放下成年人所有的一切负担，那些计较、那种忧虑，随着很单纯的童心进入到音乐和诗的境界，然后不由自主地跟着孩子们一起在那里默诵着，每一段我都跟着他们一起读。我想施特劳斯他的本意就是要让人们如此，他写了那么美丽的音乐、那么美丽的词，就是要让人们能抛弃一切回到美的境界里。课堂能够把这样的艺术家的心灵、艺术家所散布的氛围还原到如此的境界，还原给学生，让学生能够进入，确实是非常美好的、非常令人幸福的、非常令人愉悦的一种享受。我出来，海芳说你们要提些意见，我说我最大的意见就是没有缺憾。如果你真让我批评，我挑不出毛病。如果说有缺憾，可能就是这个。
张：说实在的，他们课堂的创造力也是我现在一直……一方面特别倡导，希望我们教师的课堂更有创造力，更有智慧，更要有对美好的多样的生活的期待；另一方面，我感觉到就是……前面也提到，他们课堂教学的个性化，跟他个人的气质、经验、个人对美好事物的理解以及对于课堂本身的自主、自由的创造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老师--叶劲松送来一篇稿，文章里谈到上《将相和》这篇课文。孩子所理解的就不是简单的廉颇、蔺相如的故事，他对和氏璧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带到课堂分享。同时对中国的美玉做了几乎是博物馆式的搜寻。所以，课堂所开发出来的信息，这种多样性包含的儿童对世界的好奇本身就特别令人感动和欣慰。我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的孩子，应该更具有广阔的心灵世界，不会很单向度的去理解事物，不盲从，也不会那么容易固守己见。因为他的课堂就不需要去寻找一个唯一的答案。所以，你说到幸福的时候，我想幸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说有唯一标准的幸福，这种幸福确实也是多姿多彩的，它展开在教师和学生的探索过程中，教师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样子，而是在探寻的过程中那种幸福不断呈现出来。听课的老师，包括你在课堂上活生生的感受到……我们夸张一点说，有种天国的气息。
林：你刚才讲的这一点是这个学校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幸福与教育联系起来确实有一种发现之美的幸福。你看在课堂上现场的气氛都是非常独特的，每一个孩子的发言都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我们发现经常处在这样一种令人惊讶的幸福当中。
张：这一点特别要强调一下。为什么孩子能够每个人有独到的发现，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没有用一个唯一的标准去评价他们，而是根据孩子的发现本身作评判，所以孩子才可能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发现更为独特，更有价值。也可以说，正是教师的期待与激励在刺激着孩子。
林：像洪延平上的那堂课，三首古诗，孩子们都是鉴赏家，不是在被动的理解课文，不是在生硬地解释每一段的意思，这是我们过去常做的事情。孩子们一个个都是鉴赏家，而且那种鉴赏是非常有灵气的，甚至是很有水平的，我们都很惊讶，我们有很多都没想到。比如说苏东坡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们会很结构化的来理解，比如"水光潋滟晴方好"对应的是"浓妆"、西施的浓妆；"山色空蒙雨亦奇"的那种空灵、飘忽、那种清雅对应"淡抹"。这个是没人教他的。问孩子：你喜欢西施吗？你认为西施怎么样？他说西施很美，美在哪里？因为西施很白，我们哄堂大笑。这应是我们常说的"一白遮百丑"。但是他的感受就是这样，然后洪延平又添油加醋地加了很……什么身材又很好、长的又很好，这样他就浓缩在"白"上，因为西施的美固然已经没的说，但浣纱的西施、在轻逸的西畔的西施，白的肤色带来的那种秀美和柔和感，就是被他所感应。肯定不会说长的歪瓜劣枣的、同时又很白的人他会觉得很美。洪延平老师的做法非常好，就是她自己添油加醋，但她不去纠正它，不去纠正学生说"白"就不一定美。在这里，她允许它作为一种欣赏点存在，而且她讲的那些东西我估计孩子是并不排拒的。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小孩子的心可以如此细致到这样一种动作行为所带有的一种怜香惜玉般的感觉。
张：可以说相当多的小学教师，他们都对诗歌、对艺术有一种敏感或者是向往，这本来是教育的一个非常好的资源。但是原来应试教育的这种制度化背景使得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毫无价值，甚至还有害于教育。所以我就感觉到……比如说洪延平，她真觉得在她的课堂里面的这种文学信仰就是课堂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与目标。孩子变得极具想象力，也可以说变得极其大胆有勇气。我特别要强调我去听她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说实在的，孩子让我大吃一惊，让我们很多很粗糙、很混沌的认识受到相当严重的撞击。比如，孩子告诉我人类从地球乘太空飞船到宇宙旅行的时候，会缺钙，所以在旅行的过程中要补钙，要不然骨质疏松，回到地球的时候就无法站立了。当时听到孩子这么侃侃而谈，我真的眼睛有点湿润。我马上就想到我自己的童年，只是一种困苦、茫然，几乎毫无光亮的那种童年情景，跟他们现在在课堂上所营造的这种氛围有天壤之别。更可贵的，不是说他们学校只有洪延平一个，而是有一批的教师。也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招数，这种招数并不是简单的一种方法，而是一个在探索的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种教学风格，是在对人性的探索、童心的探索与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过程中寻找到的一些途径。这种途径确实对孩子的整个心灵，包括他们学习极具启迪性。所以从这本书里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从方法的寻找，你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招数。
林：讲到这我就想起你的《唇舌的授权》，你有过一段凄美的描述，就是年轻的女教师，开始都非常鲜活、灿烂、羞怯，很快的就剩下了衰老的背影。但是在这所学校里，我在课堂上我心里一直在想着这一段，我想这样跟孩子们在一起朝夕相处的老师会永葆青春的，会一直年轻的。整堂课不断地有笑声，不断地有那种赞赏的、欣赏的笑容，不断地会有惊叹，那样的一种教育生涯，对于孩子们固然是一种没有禁锢的、自然的、开放的、自由的生长，对于老师们来说是不断地获得滋养，这比任何护肤霜、洗面奶和各种化妆品更好的驻颜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不断地去发现儿童的心灵，不断地发现孩子们身上具有的那种人性，跟他们所要传授的内容本身所洋溢的人性的那样一种汇流，他们自己也沉浸在这里头，是一种非常具有滋养功能，搞得我真的非常想以后退休了去当小学老师。
张：你说的这一点，我几年前曾经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提到过我心目中的好教师的标准。我说好教师一定是在课堂上要比平时显得更美的人，哪怕是相貌平凡，但一到课堂上就有一种容光焕发的精神气。那么我现在还想进一步说，好教师肯定是比他实际年龄显得年轻，显得天真，显得还要质朴的这样的一种人。你跟这些教师接触时常常会听到他们非常爽朗、非常由衷，有时仅仅是因为有细微的体验就会突然爆发出的那种笑声。这就象陶行知说的：教师就是受到孩子的这种触动，他触动孩子，孩子触动它，形成一种极好的人性的这种互相成全、助长和激扬。那么可能学校的行政领导，包括学校校长以及教师和学生都形成了一种比较美好的互动，这是真正的和谐。我们刚才一直强调幸福，强调温馨，按照鲍伊尔的观点说，他说人家要问他什么是好学校，好学校就是随时随地都是一个温馨的家。他说"像家一样"，也许就是对教育、对学校最好的形容与比喻，也是写实性的。那么我们进入这样的课堂，从无数的细节中，我们都能感受到。而不是故意要非常夸张，非常做作，非常精心地摆出个姿势让你感觉那是个家，并不是这样的。
林：确实是，我听的这几堂课都是没有实事先安排的，因为都是到了星期天晚上才跟老师定时间，确定哪一门课，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准备，也就是这堂课没有经过为了接受听课来磨合的过程。实际上时间客观上也不可能，也不需要了。因为像海芳、延平她们这样的课，许多孩子在前一周还以为是作文课，连着两节做作文。因为我们要听课，所以临时改成学课文。这种常态性的随堂课也没有换教室，就那样挤挤拥拥的，没有任何人为造作的痕迹，都是随堂课。黄维哲校长说要不要到电脑室，坐得宽敞一点，我们说没必要。老师也说没必要，就随堂课，你就来听，反正听的人多，都这样。那么，在这里我就想到在日常状态里所表现的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性的东西。这就是自由和幸福是互动的，这种幸福不是被某一种单元化的、一元化的、寡头化的认定的一种价值，然后普遍地强加给学生和老师。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的这种真正洋溢着这种幸福的微笑、幸福的笑声和幸福的感叹，课堂上每一个细节都是在自由状态下自由舒展出来的。这样的幸福当然感觉到特别感动和特别真实。这就联系这个学校的整个运作，不管是行政的运作
还是教师具体教育行为的操作，实际上是充满个性化的、独特性的、自由奔放的一种方式和理念的渗透。比如说，当陈荣艺跟我讲他们学校的评价方式很难总结，我原来还非常模糊。在惠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他说要想写一个总结很难写。我还不太理解，我说你给一个框架，把多元评价模式放在框架里来描述。但是我到了学校，跟老师们座谈进入课堂后，我发现确实难办。因为确实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非常具有原创性和自主性的东西。就是每一个班主任、每一个课任老师，他们学生的评价都是全方位的和多元化的，就是说，他的评价不在一个主线上，不定在一个点上，它各个方面都在进行全方位的评价，而且评价的主体不单单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的、垂直统治式的。它有老师的评价，有学校的评价，包括各种竞赛奖励，还包括班主任、课任老师的评价，同时还有大量的学生的相互之间的评价，共同的、个别的、相互的评价，而且评价的总是散的，各个方面，从朗诵，作业，书写，发言到互助等全方位的。激励的机制实际上是低成本的，一个拼图，这个拼图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实际上从绝对价值量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现在小孩子玩具都是几十上百元的。但这一个小小的纸的拼图对他们来说比一切有形的东西更加有价值，这就是肯定--对某个方面的肯定、多方面的肯定、突出地方的肯定、有进展地方的肯定。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许丽红讲有一个学生在传统意义上是差生或叫做后进生，他一直都不能够有所发展，在各个方面总是显得比人家差一截，但是她不批评他，她在他非常微小的地方很微妙地放松他。我听到她常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我不去想他，我不批评他，我就让他这样，让他感受到我的宽容，宽容本身是一种压力，宽容绝对不是应试教育所理解的那样，认为是放任放纵，意味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不是的。实际上宽容经常带来的内化的压力、内化的动力、内化的一种自主性。象许丽红有非常好的做法--美丽的谎言，她可以细心到这样一种程度，就是她不说奖学金是奖给你后进生，是老师照顾你--实际上，那个奖学金是奖给优秀学生的，她特地奖给他是带有照顾性质。但是她告诉他，我们这次奖学金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奖给特别突出的同学，一个部分奖给有进步的同学，这个让我听得非常感动。这样一种多元的评价体系，它启发的是学生真正内在的自主性，内在的一个自由。当一切的行为只有在自由为前提的情况下，它才是一种自我负责的一种行为，才是一种达到自我意识的行为。他自己有需要，他自己根据自己的特点，哪怕别的地方不行，他在某个方面先行起来，先比不行好一些，不那么不行起来。
张：也可以说，像陈荣艺这样无法归纳，他是一个教育的更高境界。因为学生本身就是一种多样化的，如果我们真正地、由衷地关注每个学生的差异，而且尊重这种差异的价值，想方设法的使他的这种差异变成他的特性，变成他的专长的时候，那么再用统一的模式去进行评价，反而会禁锢学生的发展，反而会把所有枝蔓都剪掉，这样也就不可能长出独特鲜艳的果实来。因此，在学校一个整体的一种理念之下，还必须充分地使教师的教育资源，教育正面价值，在课堂里面成为一种主导的文化。这里，我还想到为什么孩子对老师哪怕是一个微小的小红花那么看重。实际上，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教师本身在学生心目中是非常崇高的，学生由衷地看重教师的肯定。所以，孩子家里买的那些玩具那么贵重，跟小红花比较起来，小红花在他心目中更为重要。同样的一个方法，也许在别的班级没法生效，在别的学校没法生效，它的意味就在这。因此，包括学生之间相互欣赏、相互评价，这种评价摆脱了原来的教师中心的模式，孩子自己成了一个评价的主体。一方面是学生期待着教师的价值肯定，另一方面来自于伙伴之间的相互欣赏。所以就使得在课堂中的无论哪一个层面的评价，他们都非常珍惜。这样，教师的的宽容和激励才能真正地促进一个学生更好的发展。
林：在同安一小的几天，我常想到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这些老师，如果叫他们完整地来表述什么是人文精神，他们未必能表述够非常清楚，但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就在生命当中。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就是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上关爱生命。我们一直在提倡生命化的教育。生命化教育不是空洞的东西，它里头包含着生命当中本然所具有的一种人性之善，人性之真，人性之美。你关注生命，启迪生命、开发生命同时开发自己的生命，它里头就真正洋溢着一种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生命确实是一个流动不居的过程，它不定形，无形自形，是一种意态，是一种延绵，它到哪里，它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那种格局，而且这种格局转瞬即失。它随着变迁，随着年级的不断变化，随着教育情感和教育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你看，海芳那些教学法，招数都在变迁的，所以问她新的文章，他还来不及总结，她有些东西正在深层变化变化当中。随着年段的变化、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随着教学内容的变化，她的那些具体的非常适合这个年段的童心、人性和接受力的那种方法随之开始变化。
张：因为你这次只听了几位教师的课，所以前面洪延平、翁海芳强调的比较多。我听的课相对地更多一些。实际上，像海芳这样的教学法，不少教师都可能总结出来。就是说好的教师，你去听他的课，他都有许多人性的闪光和教育智慧的闪光。而这些智慧那里是能够计划的？都是无法事先预计的，无法规划和要硬性执行的，都是在生命相遇过程中、问题的碰撞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非常灵动地闪现出来的。让人感觉到无比的惊喜。我觉得这里包含三重的开放，教师教育心态的开放，教育方法的开放和孩子心灵的开放。所以才可能，就是说，对教师而言，他也是处于一个发现之旅的过程，因此海芳的教学法，也是随着教学的进程，不断地呈现，不断地总结归纳出来的。也许开始时候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是学生提升了她，也是学生最后使得这种发现具有一种力量，具有一种启迪性的意义。
林：所以从这里头，从这几年教育改革中，我们可以发现教育里头真正的真实状态。就是教育的知识传授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造过程，而这个创造过程实际上是生命展开的一个过程，不仅是受教育者生命展开的一个过程，也是教育者生命展开的一个过程。就是任何一个传统知识、传统价值要变成今天人们可以接受的知识和价值，它一定要经过创造性转化，而且在创造性转化之前；承受者必须相应地达到一定的创造智慧的这种高度，他才能够迎授前人的创造性智慧，否则所接受的，所传承的就是死的知识，那种干巴巴、无稽的、天生的教条。我们在过去的课堂、过去的教学里头，为什么会看到这么多这样子的结果，如此的高分低能，如此的愚昧无知，如此的不通人性，如此的没有灵性，关键就在这里。它本身迎授知识的主体--师生主体，没有达到前人创造这些智慧和经验的时候，所有的那种创造心灵；比如说一首古诗，只把它当作分段的文字背诵下来，跟诗人在那样的景境里创造性的想象完全是两会事。同时你有了这种创造性机制契合之后，你传达给学生的，所传授给学生的东西，它本身是你的创造过程。同时学生要能够把接受我们的教育所承担要传授价值和知识的话，一定要在程度不同的创造性行为过程的人的指导下才能够接受。尤其是富有人文意味的知识和经验，包括技术性的经验，包括你刚才讲得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是从生硬死知识的角度来讲，他只能了解一些数据，了解一些外观，了解一些构造成分等等。它不会变成一种生命化的，还原到一个自然科学家面对世界，想要认识世界，想要发现，发现人类与世界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生机勃勃、激越勃动心灵。
张：我们从学校里所感受到的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也许可以用生成或是生长。这个生成与生长包括学校整个办学理念、学校的各种制度，包括教师的整个的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方法，以及课堂上各个层面的这种生长，所以它确实是一种灵动、生机勃勃的、丰富多彩的。在很多学校里经常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些教师正在进行尝试，另外的人则是旁观者，甚至有一些是一种反对的力量。而他们这里开始形成一种整体，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方法上的区别或者是经验上的区别，但是信念是共同的，而策略又是多样化的。这样，学生从老师受到的启迪也是各不相同，但都朝着人性的更圆满的方向去转化。甚至这样一种力量会影响整个同安的文化，包括对家庭产生的正面的影响，很多家长觉得把孩子送到这样的一所学校，感到非常幸福，所以在很多家长谈感受的时候，就用了这么一种表述：跟孩子一同成长，向学校学习。教育终于产生了对社会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力而不是把大门关起来，高墙竖起来，变成一个孤岛--脆弱的一个孤岛。还有你刚才讲的对高一级学校，包括对中学和其他学校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可以说这种影响力跟他们的用心有很大关系，它不是非常简单地仅仅在课堂里面进行这样的一种教育改革。它不断地把理念传播到社会各个方面去，进行的诸多的沟通，形成了一个合作的网络，所以他们办学的思想也能够更快地为社会各个阶层所理解。包括进修学校、包括教育局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积极的。很多常规检查不需要对同安第一实小也同样进行，因为有一种充分的信念感，对学校办学质量一种放心，这所学校已经走到整个常规所要检查的前面去了。我们也许可以有更多的一种期待，包括你这次去讲课，确实老师和学校各方面有一种期待，你刚才说的饥渴的心理，它不断地去接受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新的策略的撞击。真是从善如流，而且很快地把别人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自己的教育资源，所以它的很多方法是丰富的，从单一走向丰富，从低层次走向一种高的水平，而且试验每一个阶段都有提出新的一种目标，而这种新的目标就是逐渐的走向一个教育的应有的更为理想的状态。包括教师的写作也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一开始只有一两个老师文章写得不错，现在可能是一大批都极善于表达，都具有个性，如学校的教师论坛，开始是由校长开始，现在几乎是所有的老师都参与进去。我上一次去时，看到一个男老师（林航海），自己说自己很羞涩，确实很羞涩，他说他上了师范才开始学习说话，跟人交流，但是那一天的发言令我惊叹，将近一个小时，脱稿地、非常从容地娓娓道来，非常动听、流畅，而他对教育的体验与理解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他说话和风细雨，但是所达到的成效令人叹息。所以一所好的学校不仅成全一批学生，教师也成全，甚至也会成全整个社会文化。
林：我经常开玩笑说，同安一小快要变成革命圣地。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不断的回应着教育的这种真实状态、本真状态、应然状态。人类之所以有教育就是干这个用，所以它的创造性的理解、创造性的接收、创造性的传授跟我们这本书的主题是一致，就是幸福与自由。不管是老师的学习，还是学生的学习，学习不再是一件被动和痛苦的事情，不再是一种折磨，而是一种在幸福的状态里，一种主动的带着向往的追求，同时在享受着追求而得到的结果。同时这种幸福、愉悦的追求是在自由的、无拘束的状态下，个性的、多样化的情况下进行的。很难想象在没有一种宽松的、自由的充满个性色彩的氛围里，会有这样大的创造力。在同安一小这样一种不算很漫长的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了教育的希望。教育确实是值得守望的一个美好的领域，我们不断留守在人类千百年来所营造的一个文明的摇篮，文明的载体里。我留守在这里，我们手持着教育的理念，而且我们由此确实有理由可以相信这种守望不是一种遥遥无期的、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洞无物的东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一所学校可以焕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力。那么在闽南，在福建，乃至在中国整个的教育环境里，有一种自主的、生长的、生成的力量。这种生成的力量可以在还没有具备很好的外在环境条件下生长，可以在甚至相当不理解的状态下生长，因为它会带来理解。甚至可以在没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和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所以有同安一小这种教育实践经验，我想这本书、这所学校却使会带有很强的普遍性的波及力量。因为对于一个正在转型的、正在脱胎转骨的这样一个教育进程，我们当然不必要强调一切的条件都应一应俱全，一切的环境都如同安一小一模一样，但是同安一小所表现出来的在这些方面，同时展开的一种同步效应实际上可以点滴在其他学校里。就像它的多元评价体系一样，在一个学生身上可以使用这样的多元评价体系，在一所学校本身也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多元评价体系。它不一定是一种标准的，以同安一小为唯一标准的，也不一定要追求一种复合型的理想标准。它可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进展、有自己的变迁，而且这种变迁确实带来自己的这种始原和开展的前景，这就很好了。同安一小的经验不是一种封顶式的经验，不是一种重新划界的经验，而是一种启发性、开放性的经验。它使得每个学校都可以按照自己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去克服自己所短，然后走出自己别具特色的教育之路来。
张：同安一小，你刚才说它的这种经验虽然是在很不完备或者制度相当不健全情况下生长起来的。但我还是要谈到我的期待，可能好的教育或者说新教育，它们需要的仍然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更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良好的一个制度。因此，包括对学校的评价本身，对单个学校而言，这种评价确实有可能会扼杀学校的某种人性生长的萌芽，因为这一类的例子相当多。我总感觉它这个生成还是有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状态之下的结合，所以也真的具有它的某种特殊性。同样的一些要素，或者生机或者生气，别的地方不具备，所以对中国教育而言，更为需要却确实是制度创新。我们的制度怎么才能促进各种潜在的积极的因素，这可能首先要研究的。我们这种很多的管理、很多的评价方式，它更多的不是促进好的教育的发展而是使教育更加模式化、非人性化，培养出来的孩子确实象是一个模具里出来的，他们也无法感受到童年的快乐以及学习本身的快乐。同时还要强调，就是同安一小目前也不是所有的条件一应具备，它仍然有自己的困难，虽然它们已经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一种格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学校很多的良好教育的理念已经变成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并不是说它就能够一帆风顺，按照原先的预想生长下去。所以说到制度创新，这可能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也是现在进行课程改革必须解决的，不是自然而然就能解决。大的一种格局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实际上很多具体的生长是很困难的。可能我们在对话中对同安一小赞美的比较多，这种赞美本身就是我们对好的教育的期待。我们希望它能够更为符合人性，能够成长的更为顺利，能够给孩子，给教师带来更多的幸福，使得我们的教育真正能充满活力，更多更鲜活的、更美好的个人能够从学校里走出来，也可以说这是这次对话特别用心良苦之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