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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的授权连载(51)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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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你不免会觉得学校仿佛是为了各种考试与检查而专设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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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应“素质教育”的需要,各类培训、讲座、观摩,名目繁多,某“素质教育”“强市”,在实践中探出了一条旅游新路:开放教育旅游资源。据说由于各种炒作和行政指令的合力,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云集,眼下“公开课”门票、“素质教育资料”及其他教育项目的收益均极为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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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望、阴冷的心情,在享受冬日阳光时,也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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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是强人,要么是懦夫,校长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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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仿佛一切都在等待着“改革”,管理制度要改,校舍要改,投入要改,教材要改,师资要改,总之一切,从来没有这么可怕的“改革的热情”,如果我置身其中,“热情之火”就会使我绝望,如果我冷眼旁观,“热情之火”同样会使我绝望。要命的是,现在“置身其中”实际上已成为我的“生计”,非如此不可。惟有希望我的骨头坚硬我的心更狂野。一个人出入阵中,又像是对绝望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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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文教本由谁选定的?在每本书上几乎都可以找到编者。实际上不看这些名字也罢,他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一个名字,空空如也的符号,更多的名字也是虚妄的集合。然而从一年级开始的各类教材却被选定了,你不要惊讶于它的权威,有多少人要接受以此为“范本”的教育,以此为“范本”的考试,总之,这是“真实的校园生活”,一生开始时,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当我的女儿,背上沉甸甸的书包走进校门,她的一生便“真实的开始了”,她正在改变,一切不可预知。这就是我所关心所惧怕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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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我的是琐碎的见闻,是一些思虑,坐在桌前无法解开的死结。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仿佛又听见劝慰的声音。但是我却不能沉默——可怕的煎熬,可怕的宿命。昨天我刚从土里长出芽,今天却开始为生命最后归依烦忧——不可能有什么解释,不可能从记忆中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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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就是苦口婆心撒洒“真理”的人。就是——当我站在众人面前时,我却有点慌乱,每次如此,必须打起精神,必须驾驭自己的马车,从恰当处开始。事实是所有的耳朵加起来是极为混乱的倾听。因此,更要打起精神,话语的权力,逐渐,就是一种意识的强制,终于,声调、手势、轻重转折、五官的变化,以及对“真理”的极端自信,创造了下午的氛围,暂使坐在讲台上的我,显得——像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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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请开始撒谎,请你开始,这是迟早需要学习的。你是无数导师共同选中的孩子,你终究要学习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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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时的班主任王秉先生是我经常怀念的人。他有时把自己的名字写作“王世秉”,这一点当时我非常迷惑。大学毕业后,我只见过他一次,听说他的妻子现在已经去世了,他退休后在福州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人已经发胖。那时,他还比较年轻,也是校园里奇怪的人经常拿着一个小本的英语单词册子,边走边读。带着一个男孩,似乎挺快乐,只是衣服总有一股汗味,作为他的学生我也不觉得这算什么。倒是有一天,见到了他的妻子和另外的两个女儿,让我吃惊不小。他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或者说对那些有望考上大学的学生,他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他会盯住你不放,考试也时常改在他的宿舍里进行。在班上,他明显地把学生分为两类,而从来没有感到有何不妥。我是最常让他训话的人,这点让很多同学妒嫉,而且他从不对我说笑,每次考试之后便上我家找我父亲谈话,不断给我添加努力上进的压力。有次爸爸送他出来,我第一次知道他的个子比我父亲高,这使一向对父亲敬畏的我有点沮丧。他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 1979 年我成了他第一个高中毕业直接上大学的学生,在上海读书四年,他始终不忘对我耳提面命。后来,我们的往来渐渐少了。听说调到重点中学后,他过得并不如意。他学是改不了独来独往的脾气,在我家乡中学那么多年,他真的变成“乡下人”了。
当我想到是“谁教育了我”这类问题时,便会怀念起王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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