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46）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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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次对教育的冲击，最后都被反弹回来，把我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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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并不能使我变得体面，而一旦离开教育，我则可能更麻木、更无耻。

　　因此，教育仍然是我的一个闸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的人则因为教育而更为麻木，更为无耻。当我想到这里时，几乎要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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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孩子对打骂他的祖父说：我要报复了！他的祖父问他：你怎么报复？他回答说：我再也不做好孩子了，每次考试都考 60 分给你，看你怎么样！

　　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格外聪明，他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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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工作者”，经常会这样想：我这一辈子就这样“献给教育了吗”？其他“工作者”可能也要想他的职业，但不如教育“工作者”那样动不动就是“奉献”、“蜡烛”、“生命”之类的“崇高”，说起来，他们这样考虑问题还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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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典型的需要“导师”的国度。此事由不得人多加怀疑。怀疑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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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知道将要写一本有关教育的书时，我心中的经验和事实“复苏”了。我的思考常常集中在到底是谁教育了我这类问题上。从早到晚，有很多凝神的时刻，它赋予每日生活的意义，也赋予我对生命中留存的一些细节的重视。

　　人的一生常常生活在对某些细节的缅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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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易于使人寻取人生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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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大地上一座校园，花木围绕，一面高扬的旗帜，你就可以相信人类对未来的期许。再辽阔的梦想，也莫过于在大地上勾勒这么一片风景。

　　可是当我们把话题往下引时，你就会发现我这样谈梦想，确实天真了。校园的外表总是易于辨别，每个受到教育的人都会对这扑面而来的气息倍感亲切，就让我们在校园之外，转来转去吧。

　　远远的，学校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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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转学之前，她的班主任是个多病的年轻女教师，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班上所有的干部都是男孩。同时她还创造性地在班上设立了世界上职务最微不足道的“官”——桌长。我曾经“考”过很多人，世界上最小的官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解答出来。一年级的下学期豆豆转学了，表现特别积极（她自己说原先也是这么积极的），经常主动提出要留下来做卫生，班主任在改选班干部时，就让她当上了小组长。暑假里，豆豆到表妹家去，两次返校活动没有参加，我因为忙也忘了向班主任请假。有一天豆豆在回家的路上告诉我：爸爸，有一件很不好的事情，要不要告诉你？我赶忙说：你告诉我吧。豆豆说：老师把我的组长撤了，让一个最近进步很快的同学担任。从那天起，豆豆神情抑郁，虽然只是隐隐约约的，我还是颇为她担心。我常常开导她，表面上豆豆都能接受，但还是时不时会说：人家想当组长，老师为什么不让呢？后来班上的干部又进行了调整，班主任说还缺一个劳动委员。豆豆时不时提到这件事。有一天，我到学校接她，看见她正在做卫生，我看到了另一个豆豆，不是家里那个懒散的独生子。校长也看到了，在我面前一直夸她的能干。一个星期之后，豆豆当上了劳动委员。我到校门口接她，她第一句话就是：爸爸，老师让我当劳动委员了。

　　劳动委员不是好当的“官”，按老师的规定必须每天下午课后和值日生一起做卫生。豆豆干得其乐也融融。我要到很晚才能把她接回家。有一天我问豆豆：“如果老师叫你把劳动委员的职务让出来，给其他同学，你愿意吗？”说这话时，我们正站在一家银行的门口，豆豆马上转移话题问我“储蓄所”的“储”字怎么读，我又追问了一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豆豆小声的说：人家想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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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点点，今年都 8 周岁，现在都在读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