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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的授权连载(40)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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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下得让人分心。可是每晚一吃完饭,豆豆就坐在那里,写啊,做啊,离期考还有一个月,她就开始“总复习”了,每天一张试卷,再加听写,再加背诵,再加……等等,等等,我简直要揪住她的老师的脖子大吼一声:你什么时候才能饶了孩子啊!我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已经犹豫很久了,完全是无计可施的样子。

  从上个学期开始,我们到学校“传播先进的教育思想”,我们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不厌其烦,自以为已经产生“影响”了!

  现在我突然想到,我们是不是围着影子跳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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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下午,想去看望林少敏,突然想到是星期三下午,马上就泄气了。星期三下午,整个仓山区所有的大中专院校教职工们都在政治学习。一份报纸,或者一份文件,或者一张专权的嘴,无数间会议室,签到簿,奖惩措施,每周一次的周而复始的训练。“我不能接受你关于荒谬的说法,我觉得这样挺好,有聚会的气氛,甚至还有点舒坦”,有位朋友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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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我第一个发现:王永,几乎就是一个“唐吉诃德”,瘦高的个,神态,直扑真理的态度。至少四次在大型的会议上我“复述”了这一形象。每一个与王永相识的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都因为我的“复述”而“窥见”了真实图像。在王永身边,我把自己看作是那个桑丘,不但外型有点像,“仆人”或者“合作者”的身份更是合适。当我们当在一起时,是多么恰当的组合: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老一少,一个热情一个冷静。再加上余文森这个“中场阴谋家”(这个称号原属于罗马尼亚著名球星哈吉的),当境遇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一支青铜铸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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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 1984 年起就是王永的同事,但“对面相见不相识”,我先是对他有些敬意,因为据说他数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十分精湛,接着对他有点不以为然,因为他在 1989 年评论我的“论教师的民主与宽容精神”一文是“力量用偏了”。后来听他介绍上海青浦的教改实验,听他无数先后“提炼”出来的教改个案,我发现了他的“天真”与“热情”,并开始以他教育思想的“倾听者”自诩,再后来,承蒙不弃,我便紧随他左右了。我奇怪的是,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选择这样的角色竟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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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豆豆的画第一次被“收藏”,一共带去三张,将贴在班级学习园地上,班主任一看她的画,第一句就是:这是你画的吗?该不是你爸爸画的吧?为什么对孩子如此缺乏信任呢,即使有疑问,我们的疑问能不能含蓄、得体,尊重孩子基本的尊严吗?

  我曾犯同样的错误。在福州八中时,有一位寄读的学生周记令我吃惊。我觉得“有责任”问个究竟,虽然我的口气婉转多了,然而在骨子里仍是对学生,尤其是对所谓“差生”的不信任。就因为这些不信任,可能断送了孩子们潜在的巨大的才能,以及对成为强者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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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剑先生说王永是他那一代人中难得的有“赤子之心”的人。在我看来,那一代和我的间隔相当遥远,他们有自己的原则,特别在处世与生活方面,他们有自己共同的面孔。王永身居其中,明显具有个人魅力,但是他必须为这付出代价。有时他会有些苦恼,更多的时候,因为急于全心为“明天”歌唱,便显得比较迟钝。我曾听到一位比他年轻将近 30 岁的女士说:王永太幼稚了!其实这话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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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把 1990 年以来各地教师给他的部分信件的片断打印出来,还加了一个按语。那些信的片断都是一些美好而感人的话语,是他劳动成果的写照。他说这些话照亮了他的生活,他要继续编织自己崇高而凝重的梦。“我有一个梦想”。有梦想的人也是脆弱的,他要小心呵护自己的梦,他要用自己的血培育这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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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他经常说自己有点累了。有一天半夜突然腹痛,他非常恐慌,直到清早知道是因为中午工作过头了在外面吃小吃坏了肚子,才放下心来。一早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个怀抱理想的人,对死亡或者任何的不祥更敏感、更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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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剑先生刚调到北京,一下子不适应,血压升高,胃也坏了。他的妻子王涛回西安探望母亲之后,赶忙拐到北京照顾他。有一天,她骑车上街买菜,回去时发现看车人把自行车给看丢了。看车人非常不好意思,就赔了王涛 80 块钱。王涛把这件事情告诉黄先生,没想到黄先生非常生气,指着王涛的鼻子批评她:你想想看人家看车一天才赚多少钱,你竟要人家赔 80 元?一定要王涛把钱还给看车人。第二天王涛找到了看车人要还钱,看车人不答应,说这是自己应承担的责任。王涛只好回去了,可是黄先生也不答应,要王涛必须把钱还到看车人手上,于是王涛又回到市场,恳求看车人把钱收下:要不然我就回不去了!最后看车人收了 40 块钱,说我们各承担一半吧。王涛回家后解释给黄先生听,这一次黄先生不生气了,只是问王涛:你为什么不多给他 10 块钱呢?

  这件事是王涛先生从北京回来后告诉我的,还说你不知道克剑当时发了多大的火哦。

  后来,我把这件事说给朋友们听,大家都说我夸大其辞,是文学家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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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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