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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仿佛只是又回到笛卡儿那里：需要怀疑一切？就我的亲历，我所受的教育大体就是谎言和欺骗，回过头一看，很多事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它仍然对我的心智产生影响，甚至我也很难说清楚自己是否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些“体系化”的谎言。我曾经付出艰苦的努力，但结果却是和所有人一样，根本就是逃脱不了？
　　因为怀疑，而使人倍感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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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谈起，为什么1949年之后，就不再有教育家。谈论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对教育的热情。教育产生于土壤之中，而不产生于体制之中。一切都体制化、教务化、他律化、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教育家，何止不需要，所谓的“教育家”根本就无萌芽，于是教育也就“真正”有了自己靠得住的标准与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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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要到处反对“习惯”对求知欲和创造力的扼杀，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声音对鲜活的人的生命的扼杀，要说那么多让人难堪、让人不安的话语，难道我真心要与“时代的趣味”为敌吗？我本该好好顺从的，为什么却在“毁掉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难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震撼人心的“快感”？
　　“他微笑着，一步一步把自己引向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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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朋友在回首80年代初大学生张华为救掉在粪池的老农而献出生命到底值得不值得这一讨论时，说到这场讨论本身就是“可耻”的。我的朋友肖雪慧也有同样的见解。这些声音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却是极为必要的。把人的价值分成三、六、九等，或者把人的尊严随意加以践踏的行径，仍然非常盛行。无论是回首还是茫然回顾，心中仍不免要生出痛楚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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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教育容纳不下尖锐的批评。因为它是“正确之源”，它不需要反省，更不需要敞开胸襟。至少几十年来我在教育内部没有看到这种自我审思的景观。对人的反思乃今天所有文化的共同任务，对人的反思，必然要进而对教育进行反思，但基本事实是这种反思几十年来根本就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外部条件”，然后“内在需求”也渐渐丧失了，教育中的人的血色日渐稀薄，它的面目变得可憎起来。即使在眼下，教育之“思”，依然是一条艰难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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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我已经可以听到它的心跳。很多年来，这个纪年数字就如同一块沉重的木桩插在我的心头。人类也许又到了一个边缘，没有任何时候，比今天更需要具体地谈论这个边缘。“所有的线条都是哀愁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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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持续增长的犯罪率、绑架、迷幻药，已经促使教育字典里不再有罗素所说的“勇敢”、“冒险”等一类字眼，中小学校门口放学时如临大敌的状态，以及人人自危的“谨慎”瓦解了教育中的“善”与“信任感”的生成。今天的教育倒更需要拿出直面这一切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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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上虚张声势的关于“勇气”的教育，在世纪末惨淡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苍白。每个必须“面对的人”，都受它的折磨，无所谓你是否理解透彻，无所谓你曾有多少勇气，现在是开始面对或者“重新面对”，现在已经重新“荡出了另一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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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末，精神仍然是不自由的，但肉体却自由了，不是可能，而是确切地“自由了”，因为它所含有的堕落的意味，使这种自由的诱惑给予了更多的人。
　　有时，我会奇怪地想到，总有某种期待属于世纪末，这大概莫过于“你和我一样了”的期待。黑夜在扩展，但愿它也是创造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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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依存于时代，往往又无法高过它的时代，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总是以它的局限性或者悲剧性打动了思考者。坏的教育并非传达出罪孽感，而是它带有罪孽的意味。专制的教育则不断加深人的渺小感，在权势与“真理”面前。我不能想象教育唤起的是对金钱和权力的热情，我也不能想象教育最终仅仅是为了把人引向宿命与绝望。可是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的原则，总是不可避免趋向于晦暗、混乱，趋向对“利益”和“势”的屈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