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２８）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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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霍姆林斯基在中国的教育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签性作家，随便打开哪本教育书籍，哪本教育杂志，我们都免不了与之相遇。他提升了写作者的教育意蕴，又往往因其是如此精妙，我们甚至只要阅读他的只言片语就够了。引文之外的正文倒像是多余的，意义不大的陪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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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多次写到我只有半扇窗户的办公室，实际上它有两个半扇窗户：东西各一，斜线对称。房间内布满裸露的管道——大楼的排泄器官，笨拙、“死灰色”的中央空调的送气箱，18寸“前苏联式”的电视，四个其他办公室淘汰下来的木橱——岁月的阴影，被放肆地抚摸的痕迹，五张同样从其他办公室淘汰下来的木质办公桌，你再也无法辨别它们从前的面容，据“送货人”说：这样坚固的桌子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六张年代不一，形式不同的椅子自由摆放着，它们的四邻是码放整齐的包装好的书籍，纸皮上布满了毛茸茸的尘埃。在另一个整齐堆放着将近十箱的“洁多”洗衣粉，出人意料，它们是电视台广告收入的一部分，现在权当职工的“福利”。最后，一只铁铸的花盒架，使整个房间的摆设获得一种稳定的收束，内在的平衡。每日我一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便开始阅读对面墙正中文字工整的语录：包装须知：
　　1、领书时请核对标签和数量，弄清本期要求。
　　2、拿到标签应先签上名字再分包，以免忘记签名。
　　3、……
　　4、……
　　我的思想与目光分享注视的快乐。我深信我们身居其间的任何所在，都具有它独特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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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李雷到办公室，任教不到三年，已显得有点憔悴，她一坐下来说的就是：我几乎受不了！频繁的活动，频繁的领导视察，尤其是领导视察，每次带来的几乎都是一场灾难。有一次我带着学生一周停了三次课进行大扫除，一次都是两节课；有一次带鲜花队从早晨5点一直守到晚上9点；还有一次停课改上领导要听的课，为了“创卫”检查，我们还补了三年健康教育的教案……学校到底是谁的学校？是动物园还是展览馆？还有一次一位更大的领导要来，学校的厕所竟都喷了香水，老师们说“高级华人”要来了！现在评职称，成绩排队之类，是一个又一个套在我们脖子上的枷锁。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坚持多久！我一位同学的父亲在法定退休年龄前一年愤然辞去教职，为了就是再也无法忍受评职称过程中的种种耻辱。现在有多少职称的评聘不是充满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堪、艰辛与理想，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李雷的话让我痛苦万状。临走时，她又说：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因为心还没死。现在很少人喜欢这样揪住不放了。也正是这个原因，到处都是歌舞升平，都是粉饰，在学校里我还是要夹起尾巴做人才好！
　　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揪住不放”这句话。我们更习惯快快地忘却，“过去的都让它过去”，正在经历的也将“很快过去”，“要向前看”，揪住“文革”不放的巴金，已经垂垂老矣，但“文革博物馆”已经没有几个人提起。几十年的教育，几代人，多少的痛苦和悲哀，牺牲的是人，是生命的价值，是人的良知，还有什么代价比这更沉重呢？德国作家伯尔曾说到对纳粹“我为什么不能原谅”，“我无法说服自己”，因为“我十六岁时在广播中听到他（希特勒）那种信誓旦旦的狂热的种族主义声调至今无法从我的耳鼓中消除”。伯尔有着特别尖锐与坚硬的耳鼓，他代表了他们民族的良心，正像巴金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良心一样。世纪末，世纪之交正意味着深刻的反省，对历史的重新盘点，对未来的认真谋划。今天教育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也许我们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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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有一则记事：1877年12月24日。牢记。终身莫忘。
　　1）写作一部俄国的老实人
　　2）写作一部耶稣基督传
　　3）写作一部回忆录
　　4）写作一部人死后四十天的小说
　　注意：除了最近一部小说和预定印行的“作家日记”之外，这四项工作至少要用十年时间，而我已五十六岁了。
　　当我笔录这一则记事，我已经多少岁了？我有一个10岁的女儿，除此之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有时候，不，经常，我就想，这些年我都干什么去了。没有打麻将，也不上歌舞厅，没有什么酒肉朋友，不在外面做生意，干私活。有七情六欲，但比较克制，比较稀薄。可是，我的岁月都到哪儿去了？一生也许只能做一件事。一生都在选择哪件一生要做的事。一生都在寻找之中，这便是一生要做的事。马拉美说：诗人所做的，就是为自己撰写一篇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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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虹，10岁，四年级的班干部，“二道杠”，有一在她对我说：到哪里寻找比现实中更有趣的校长呢？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我们的校长每天早上都站在校门口看着大家，神情严肃，像是在想心事。我们向她问好，她或许视而不见，最多就是点点头。学校电动门正在关上时，常有同学要挤出去，校长在大会上几次说，要是有人被挟死了她也不管。学校里的喷水池只有有人参观时才喷水，有一次我问校长平时能不能也喷水，被她训了一顿说不知道电有多贵。还有我们学校上午上课时总有一辆粪车来拉粪，臭气熏人，校长也不管。最可气的是，每次学校开大会，校长一说话就是老半天，每次还要我们都坐在水泥地上，也不管天多冷，地是否干净，为什么不让老师们也坐在地上，或者校长自己坐在地上看看，一方面要大家热爱卫生，另一方面又随便让我们坐在地上……天色已晚，林达虹还要说下去，我对她开了个玩笑：你说了校长这么多坏话，不怕校长撤你的职！林达虹对我做个鬼脸，就跑回家去了。
　　校长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启了一座学校的大门。他的身影可能比墙上的校训更为真实。学校，首先是校长的空间，这一点并不难确认。他们的作为常常提早结束了孩子的童年。在每日对校长的“阅读”中，孩子们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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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份教育杂志的编辑，我每天都读教师们的稿件。凡是涉及学校的“阴暗面”(具体的有一个执行官的机构)一例要求使用笔名。似乎正是因为恐惧、憎恨，使他们更需要表达，既渴望着凿开一个洞口，又同时将自己遮蔽了。教育中总是有第二种声音，非主流的，来自地层之下的，自由而胆怯，他们是亲历者，常常是被绝望笼罩住的人。可是他们为什么又对远处从未谋面的编辑报以如此巨大的信任呢？是否，因为我一出场时，就被他们视为“自己人”呢？在办公室里，我总要小心地把信任和文稿放入某个特殊的抽屉。那里有无数颗心炽热地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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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令人敬仰的诗人帕斯去世了。他成名太早，又长寿，有一家刊物报道他去世的消息竟用了“帕斯终于离我们而去”这样的标题。他的死使我难过。我受惠于他甚多。同时我又想至少就墨西哥诗人而言，肯定有人松了一口气：这下再没有人压在我头上了。无论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长寿都极为重要，天若不假我才情、运气，而假我以年，那也是不错的事：我的生命终于因为长寿而非要引人重视不可！政治家就不说了，文学界、艺术界某些“泰斗”之为“泰斗”，多少都与他们长寿有关。在庸人堆挤的教育研究界，若有人成为殿军人物，他必定也是这样走运的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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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依的一段话曾给我很直接的影响：谁都知道，只有在三两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贴心话。若是在五人或六人之间，集体的话语就开始占上风。因此，当有人把“哪里有你们之中的两三人以我的名义聚会在一起，我必在其中”，这样的话运用到教会上，那他就把意思完全理解反了。基督不曾说过二百人，或五十人，或十人。他说的是两或三人。他确实说过在基督挚诚的友谊中，在亲密无间的关系中，他总是其中的居间者。
　　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但我同样惧怕集体的话语。而问题还在于，我是经常居于集体话语之中的一员。逐渐的，薇依使我反省自己在集体之中话语的真实性与诚挚程度，然后表达的信心也被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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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而言，教育的全部基础都已坍塌，我们对真、善、美信仰的根基也已瓦解，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更为危险；我正身处边缘的边缘，一根发丝的力量就能置我再生之地！或者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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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试图看清几十年教育的变迁，如果你觉得“使命在胸”，痛苦也就降临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幻觉消失了，手中的力量也不多，这条路你要走下去，最终就会仆倒在并没有走多远的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