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27）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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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教育改革如果寻取教育之外的荣誉，这样的改革大凡都免不了他律化，这样的改革也只能是“叶公好龙”式的，最大的受害者则不可避免的是那些正在“期待之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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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恶可以补过。掩饰小恶则需要更大的恶。从来不要否定什么，“永远不要自我辨白，永远不要自我解释”，最后时间淡忘了一切，死亡埋葬了一切。广场上一块墓地，一片不知所以然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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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的训练、牵引，每日的被制服的状态，我们日渐适应那些精心锻造的规范，同时又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使之不断内在化。我们身体舒坦、恰当，是自己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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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时对孩子行使权力，诸如：不要触摸栏杆，不要与陌生人交谈，小心地上的陷阱，要吃掉碗里的所有的食物，等等，总之涉及所有的赋予父亲可以行使权力的所有领域。孩子，不仅仅是玩偶，还是权力的对象化。家庭中的权力结构，是社会的基石，有时面目可憎，有时在日常化的亲情氛围中显得面目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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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一座校园之外，我知道自己应该采取的立场。今天天气晴朗，开阔的乡村因为破旧的围墙、突兀的建筑有了一种历史的沧桑，一种把景色收拢于身旁的稳定感。
　　两棵松树间古朴的钟声，超越了自己的功能，而有一些民俗的性质。课间孩子们忙着游戏，教师们则匆匆回到昏暗的办公室。“一副活动的面孔”，比静止更适于乡村，也更适于童年。
　　难道我们不是因为这些零散的记忆，而有了某种对整体的把握？或许我们仅仅握住了记忆的指尖？
　　乡村是我们童年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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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兰·巴特曾经写到，莫泊桑在埃菲尔铁塔餐厅上用午餐，然而他却不喜欢铁塔，他常说：“这是巴黎惟一看不见铁塔的地方。”这段话我第一次读到，就记下了，时常放在心里回想。毕竟埃菲尔铁塔还是容易对付的，也只有巴黎才真实地据有。如果莫泊桑再进一步厌恶这象征性建筑的话，他还有其他躲避的方法。有时，当清晨刚刚睁开眼睛，我就马上意识到，实际上不需要我去看，也不需要去想，我不能躲避的东西要多得多。它们深刻地支配着我的生活，甚至构成我思考的支撑物。而我几乎只有在隐秘的状态中才能说出心中的厌恶。比如现在我就不能指名道姓地将一切告白。这一切都使我经常暖昧不明，或者觉得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有某种激奋，某种被迫害狂似的病态。
　　我想，这或许就是最恰当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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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想到，他仍处于口腔欲时期，亢奋、无节制的表达的热情，食物、酒、烟等等嗜好，因为执着与单纯而显得赤子般的朴实。这些不是我深省的问题。我只是想，所有的怪异，背后常常有某种至痛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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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精神的选题。我要寻找，我要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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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关系是建立在对话关系上的，如果这种关系不能公正地提供对群体的、个体的承认，它就构成了一种压迫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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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份教育刊物值得读者说：不读1999年的“××教育杂志”肯定是个遗憾！没有，几乎没有。作为一种深刻的反省，对教育刊物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格调，不是秉承指令，不是为了取悦，不是因为风向已经开始改变，而是，仅仅是心灵的需要，对自由的渴望。它需要一张活泼的面容，它要靠近教育的窗口。
　　真实的身体有点向前倾。它刻意显出自己的“前卫”：批判的力度，自我拷问的倾向，精神的和鸣，呼吸一切、吸收一切的勇气。世纪末的教育正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边缘性总是孕育着创生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预见的危险，而一份刊物便犹如“一只透明的耳朵在寒气中站立”，敏感、专注，甚至有点狂热？
　　你可以拒绝它的思想，但无法规范它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