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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舌的授权连载(24)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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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潜心于教育,以教育本来应用的面目来思考,注目于它内在的气流,把自己视同为每个教室中的学习者,努力去获得一种整体观念,并在把握中显示生命的意义,这是教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其归宿所在。
正如朋霍费尔说的:我们被迫回到理解的开端。所有的思想总是要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今天对教育的认识,尤其如此。回到起点,意味着回到人,重视审视生命、权利、尊严与价值,同时意味着要跳出体制与习惯换一种眼光,或者说要努力造就一副新眼光。在聒噪的时代,仿佛有多样的声音,但稍加辨别你就会发现仍是拙劣的合唱,是家庭性的相互模仿,它巨大的声势已达到足以摧毁任何异已的地步。在这个时刻,作为一名孤独者极为可贵。它需要决绝的勇气和对生命的独断。
回到理解的开端,还意味着任何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首先要使自己成熟起来,只有成熟才有一种"完整性",才能控制住自己关注于眼前的任何一个事件,并以自己的省察抵达清澈的思,而不为假象所困。回到理解的开端也就是回到更为纯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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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诗人什么都不做了,这倒更像是墓志铭。我感到有很多征兆表明我越来越多地陷入了与自己敌对的状态,伟大的时代,渺小的一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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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3道门。
①校门:早晨6时-7时25分开启,允许学生到外面晨跑,吃早点。
7时25分起关闭,到下午5时再一次开启,即从早自修起到晚饭时间,非经班主任、生管教师批准,不得外出。
第三次开启时间为下午5时至6时30分,学生到校外活动。6时30分关闭后,迟返校者一律罚款。
②宿舍楼层门:男女生分层住,各有铁门一道。
上午7时25分早自修起至11时30分关闭,11时30分至12时(最迟12时半)开启,供学生取放餐具、洗涤衣物出入。
午休时间(12时30分至下午2时)关闭。
下午2时至2时30分开启,供学生到教室,2时30分至4时30分关闭(上课时间)。4时30分至7时开启,供学生活动,准备晚自修,晚7时-9时关闭,晚自修。9时-10时开启,供学生晚自修后回宿舍,10时后关闭至次日6时。
凡宿舍楼层铁门关锁期间,非经生管教师批准,一律不准出入,实际上也不可能出入。
③男门女门:女生宿舍楼层,男士(含男教师员工)止步,男生宿舍,女生不进入,实际上也不可能进入。
以下是惩罚措施:校门关闭后返校者,校园内乱扔垃圾杂物者,宿舍卫生打扫不干净者,在宿舍、教室打闹者,上课打瞌睡、递纸条、旷操旷课者,罚款5元至50元不等。"罪责"轻者罚打扫卫生、罚站、罚跑步等等。
此外,还有责令检查事项:凡受各项处罚及男女生"谈恋爱"者,皆要写出书面检查。带零食进教室者,还要在全班同学中作口头检查。
目前学校有学生300多人,"校园"里有一块篮球场,还有一些过道可供学生伸展筋骨。没有图书室,当然也就没有任何一册图书,其他更耗钱的设备自然也没有。这是本市某一所中专学校有关管理条例的要点,措施之严密,极具"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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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说: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情感就是羞涩和沉默。我也不知道我能够记取谁的教诲。"羞涩"总使我想到那弱小、寂寞、能够独自生活的花,自然的,受着土地的差遣,因而格外努力的花朵,我还想到已经变得非常遥远的乡村生活,苦难背后是一张张朴素的脸,冬日结了冰的田野清晨,窄小的杂草丛生的道路,"羞涩"便是人生的遥忆。我常常忘了生命的方向,惟恐不为人所知,或沉湎于虚幻的假象,变得喋喋不休,精神却更加脆弱了。有时念及,心中便闪过我珍爱的诗人的句子。它又是多么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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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奶奶家回来,她见到表妹,虽然经常在一起玩,还是亲热得不行,表妹还因为表姐的迟迟未到哭了几回。在回家的路上,女儿就关心着一个问题:妹妹的背上被跳蚤咬了几口?我说:都三年级的孩子了,你怎么总是关心这些无聊的问题!女儿生气的说:你就不信你小时候不关心这样的问题。倒真是,我们遗忘得太快了,谁还记得自己童年对这类细碎的问题是否感兴趣?也许在孩子的眼中我们的"成人化"才可笑呢。教育难的便是,我们日渐丧失了"儿童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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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为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既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蔽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出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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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诸如:晕车、晕船、晕飞机之类由生理性反应引起的全面紧张、焦虑与沮丧,它强烈的程度与消失速度的快慢则因人而异。我的一位朋友是现役军人,每次一接到上海岛检查工作的通知就开始"晕船",往往上船之前已经呕得有失体面,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多年以来,这种周期性的"晕船"并没有把他打垮。作家韩少功在《马桥辞典》里则创造了"晕街"一词,大意是马桥人从未离开过家乡的土地,一旦来到车水马龙的城市,免不了要"晕街"了。近读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竟有这样一段文字:像其他人晕船一样,我总是"晕校"。每次要回学校时,我总是哭泣。这种行为,在我长大并对此感到羞愧以后的很长时间内还持续着。即便现在,每当我路过一个教学机构的门槛(例如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我在那里教了20年书,或高等研究学校,我在该校教学迄今已6年了),我总会有身体上的不舒服或焦虑的症状(我是指在我的胸口和胃里)。
德里达这种"晕校"现象并非没有来由,"这部分地与一种离乡背井有关(德里达生于当时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部分地与法语体系的全国性竞争的巨大折磨有关,在参加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为通过法国大学、中学教师学衔的考试的全国性竞争中,许多处于这种境地的人都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在这架可怕的机器中押上了一切去冒险,或是等待一切生与死的判决"。其实,除了竞争的剧烈与残酷之外,学校办学思想的专制,精神生活的厌抑,教师的粗暴,甚至学习空间的逼仄等等,都有可能导致"晕校"者大量出现。此外,"晕校"现象既是生理性又是精神性的,与个体的承受力、经历、体验的独特性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这样说,没有"晕校"的人几乎无法理解这种苦难经历的沮丧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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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适合在陈旧的纸张上写作。有点发黄、易碎,订成一本的某种作业纸,谁知道呢,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我写得很少。经过一段的兴奋和受刺激后,我又觉得自己离教育远了,当我意识到我关注教育已经成了职业性的习惯时,我就有点沮丧。我看着它,我谈论、思考,实际上又如隔岸观火,若即若离,于事无补。我投身于教育,姑且用这一说法吧,开始于整个生命如潮水般退却之时,我就是这么看,生命中汇合着失败、忧伤与各种各样杂乱的声音。以"鼠目寸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知道人生真是不断地错勘了对象。无数偶然、曲折、走进各种各样的胡同,"悲伤地实现着悲伤,忧郁地实现着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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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年刮起"龙卷风",我说的是由于龙应台女士的作品引起的轰动。其中的一篇我印象很深,至少我对它的题目记忆犹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0月5日从连城回福州的长途汽车上,我突然又想起来了,想起了龙女士,想起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次去连城我生了三次气,第一次是在龙岩到连城的面包车上,车主不断拉客,在已超载5人时,我生气了。第二次,在连城的圣师饭店,服务员5次挂电话催我们快点离店,因为房间已另有安排。第三次则在连城回福州的长途汽车途经永安时,为了拉客,汽车竟然在永安兜了两个小时。三次生气的结果都一样,简而言之,就是毫无成效,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无法改变的仍是无法改变,而我却因为生气而更为生气了。毕竟是在中国。我当然懂得国情与民情。而且这类事情断不是发生于偶然,就细碎而密集的生活言,还真是不生气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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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城见到了我参加希望工程资助的女孩子。她正在读初中二年级。面貌清秀,很有灵气,然而,极为消瘦,甚至可以说是面无血色,十四五岁的少女,看上去还像没有发育一样。她告诉我,9岁时,父亲被电击去世了,家里还有爷爷、妈妈、辍学的姐姐,读小学的弟弟。母亲不识字,种些地瓜,爷爷年老多病,家里没有什么收入。她寄宿在学校里,自己带米,中午买三四毛钱的青菜,晚上就吃家里做的腌菜,一个星期花两三块钱。听到这里,我眼睛潮湿了。我的朋友告诉我,这样的苦孩子学校还不少。
一张清瘦、淡淡的脸。淡淡的、羞涩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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