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２２）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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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针对学校、教师的反教育的措施，最终最大的受害者总是我们的孩子。也正是这些反教育的措施使我们的孩子成长起来之后大体都是我们的继承人，"多年父子成兄弟"，这一点在这几十年间就是一个时代小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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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夏天，"指导-自主学习"课题组中学实验教师的培训，是在一家私营饭店进行的。会场竟设在夜总会的歌舞厅，因为饭店里没有能够容纳150人的场所。灯光有些昏暗，麦克风效果欠佳，空气中还弥漫着日积月累的各种腐败的气味，然而，一切顺利。所有的讲座与大会交流都相当精彩。正像我说的，这是造就中的"好教师联盟"。我讲座的话题仍是：教育中的人文精神。这是不断滚动和生成的对教育的见解，也许，过于激动了，我又犯了老毛病，时间靠近中午时，我突然一阵晕眩，冷汗齐出，讲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晚上，几个青年教师到房间闲聊。建阳的温作兴说：你的话题有点灰暗，令人沉重。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止沉重，还有点让人不安，喘不过气。最后他说：不，不止这些，我甚至觉得你的话有点反动。说到这里房间里的人都笑起来了。过了两个月，福州晋安区教师进修学校请我去"讲话"，话题还是"教育中的人文精神"，联系人说，希望你的调子能够高一些，现在更需要鼓动，打气，要不然教改的队伍拉不起来。那天，天气闷热，恰好学校又停电，会场坐满了全区各校赶来的年轻教师，热情生动的脸给我莫大的支持。没有音响，好几次我都快要"倒"下来了，"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我就这样告诉老师们。我信守自己的诺言，我是"播种机"，我是"宣传队"，我的每句话都要导向为教师们鼓劲的"责任"。又过了一个月，我给上海我尊敬的老师挂电话，她叮嘱我：你的话语仍需谨慎，诗人常常犯的错误，就是一激动本来不该说的话都说出去了，图一时之快。人还是首先要生存，然后再说发展。谢谢你，老师，谢谢你，亲朋好友，因为你们，我自我毁灭的倾向已有所收敛；因为你们，我的眉头也舒展许多，不再玩深沉了。我知道下一步，我还要远离心中所有可怕的力量。天转晴，所有的人都在成熟，走向自己惬意的睡床。在那里，"有我一个晚上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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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就是受了"满洲里"、"海拉尔"这样的地名的诱惑，我来到了这里。见到没有边际的草原，然后便伴着草原往回走，火车在一个现在已记不住名字的站停下来。因为车站的位置在高处，我的目光便可以越过围墙看到城的全部，一个被草原包围着的小镇。扩音器里凯丽金的萨克斯正催人"回家"，另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也进站了，是开往俄罗斯去的。车厢里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我也看着他们，瞬间即逝的面孔，突然有说不出的惆怅，多么生动的脸，晃动一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如果你只经历一次，就等于什么都没经历。"这是谁说的？
　　你要寻找的情调当然是在草地里，是在伊敏河畔，是坐在小山包上看着黄昏的余晖。多么不真实啊，我明白是空旷使我们因为自己的渺小而惊惧。
　　只有送我们到中俄边境检查站的出租车把我们拉回了现实中。后窗上"接送一次客人，奉献一片爱心"标语缩短了满洲里与福州的距离。谁能说这不是同样富有独特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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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一直抱有好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比较早读到他的作品，那时还没有受到这广泛阅读的过量刺激。从他那里我获得了现在想起来还挺惬意的阅读快乐。不是因为他的好斗与锐利，他的道德感化倾向，我喜欢他的故事、人物与细节。《一声不吭》、《小丑之见》与《丧失了名誉的肯塔林娜·勃罗姆》我都推荐给朋友们一起欣赏。我更喜欢"小丑之见"的译名而不是"小丑汉斯"，"小丑之见"简直可以看作一个新成语，别有一种意味。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写一篇阅读伯尔的心得，算是为自己早年延续下来的快乐的记忆作一个小结。现在我不做别的事，我只想把伯尔文中的一句话抄录下来，因为阅读时我坐在学校操场旁的石凳上，傍晚时分，天气极好，学生已散尽了，我等着在羽毛球馆训练的女儿。"在我眼里，各个国家，无论红色的，还是绿的，黑的黄的，滑稽到极点的行为是阅兵式：既奢华又可笑（而且还耗资巨大！）--不过我随后表现，我自己也经常面对自己排练阅兵式；自己演习给自己看，排成阅兵行列同时又检阅阅兵队，自己操练给自己看！多么了不起的壮举！"有人把伯尔称为"人民教育家"，他不传授技艺，那是工匠做的事，他进行的是精神教育，有时他的审问令人呆立！不过今天傍晚一个小时的阅读还是愉快的（女儿练球的时间被延长了），恰好是少先队建队50周年，操场上还遗留着一些集会留下的痕迹，为了配合电视台的报道，女儿和她的同学已经准备了三天，今天大概已经"报道成功"了。天色已晚，老师们还在开会，听说明天是区里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突然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大声哭着从厕所里跑出来，打断了我的阅读，一打听，他大便拉在裤子上了，要找妈妈。（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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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女儿的学校到我办公室骑自行车也就10分钟的路程。我边骑车边想着心事，有三次被叫声"唤醒"，分别称我"先生"、"朋友"，最奇的是第三次，叫我"老师"，前两次是"乞讨"和推销"西藏的秘药"，叫我"老师"的第三次竟是"绝对一流，有故事的""×色"VCD。街上没几步便有一个正在商店门口酣睡的流浪汉（女），远远看去真像一堆垃圾。嘈杂、愤怒、散着霉味的街道，我很难说服自己能够以放松的身体、安全闲适的心境在那里散步。城市在瓦解，正在形成新的秩序，我最好还是把车子骑快点，返回能行使我"劳动能力"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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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说到教育写作。这里包含的是"命令"而不是"自主"，是"规范"而不是"自由"。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师便被"赋予"了教育写作的责任？它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指标，任何评"先"、晋级、常规考核，都必须首先亮出你的这一份"劳动业绩"，对教师而言，仿佛成为教学能手、教育行家还不够，它不具有不可替代、真正作为教师本份的价值，工夫还得在"诗外"。于是便有"命令"式的教育写作，教育理论不仅要作为基本素养（这是对的），还要内化，使自己成为"博学"的写作者。再辅之种种由一大批毫无文学情趣、毫无想象力、感觉器官迟钝的专家、编辑、行政官员合谋制订的写作规范、评奖原则、选稿标准，经过若干年的"耳濡目染"，强化训练，实际上大部分教师已经"身不由已"，"自由"倒成了怪异的东西，"应景"与功利已是"合乎理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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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消费水平（质量、数量与排场）决定他在社会中的声望。教育工作者（教师、各级各类教育官员）的声望，也与他的消费有关，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出声音的职业，所以他的消费主要是指导舌头的消费，指示、命令、示范、传播、推广、指导、训斥、辱骂等等，直观的数据是很容易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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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11月15日）到学校听课，两节语文，全神贯注，一字不落地听下来了，还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是评课，我讲了40分钟，俨然像很多"专家"一样占有了讲坛，话题是"从当代教育改革的精神特征看今天的课堂"，最后又是极为认真地聆听一位老教育工作者50分钟的发言。中午，吃过便饭回到办公室，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时常想起苏霍姆林斯基，他怎么能够每天听2节课呢，坚持了多久，30年？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单是这种执着就是一种伟大，把生命不断引向崇高与责任，以成全人而最终地成全了自己。在我午后短暂的梦中，我却看见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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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要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大部分教师而言，麻烦不仅在于他们"机械化"，还在于他们几乎只能如此"机械化"。一本教参，最多再加上"××名家教学实录"，辅之"恰当"的粗暴与专制，大可高枕无忧了。冷漠与沉闷的课堂是造就冷漠、无趣的佳所，是一步一步扼杀自由天性的温床。一旦没有了自由与生命的热情，再谈什么"创新"大概就是所谓缘木求鱼。现在偏偏有很多人热衷此道，反正我们早就是造伪的大国，没有什么事值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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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的某一天，我坐在一所实验小学的教室里，教师正在上《我的战友邱少云》。我想到这么多年的听课心得，便在听课本上写道：肯定是教学过程的程式化（真的易学，易操作），问题答案的惟一性和思想内容的政治泛化，加上长期的不断反复的训练，使今天的语文教学如此面目可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