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１９）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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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豆豆从学校挂电话回来，说是下午游园，要有奖品，老师说每个小朋友要带几颗糖果到学校。中午雨下得还不小，我赶到学校已湿了半身。豆豆一看到我，就问有没有带糖？然后马上把糖果送交老师。不知老师对她说了一句什么，她又伏在我耳朵上说给我听，我听不清楚就问老师，老师说：我对她说带糖来加3分，豆豆这次可以加5分。
　　回单位路上，我想着这件事，心里实在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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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小学的副校长曾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很多小孩在学校里看到老师就问好，可是有些老师对孩子的问候相当冷漠，既不致意，也不回答，孩子就可怜兮兮地等在边上，等着老师的回答。有时，放学时还拖着家长等在那里，老师仍然不予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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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豆豆学校看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今年艺术节的主题是童话。我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各个班级充满童真、童趣和艺术想象力的布置，下楼时正好碰上正要到操场集中的同学，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都在说话。突然班主任过来了：我要看看谁还在说话！他环顾一周，孩子们全静了下来，接着他提高嗓音说：哪位还在说话，我就让他一个人呆在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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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大学时，一校之长是刘佛年先生。那时候职称还没有重新开评，中文系只有几个老先生是"文革"前的教授，别人告诉我教育系出身的校长也是教授，而且是非常著名的教育专家。当时还没有人称他为"教育家"或者"学者"，"专家"之说算得上"文革语体"。上大学之前，我对华东师大一无所知，进了大学，我对所谓的"教育专家"也仍然是一无所知，我的心事全在文学上。现在我也想不起来，读书四年是否在参加大会的时候仰望过尊敬的刘校长的面容，不过我毕业证书上的校长鉴名肯定是刘佛年校长的，虽然那也是印子盖上去的，我仍为之自得。我总算在他作为著名教育专家退休之前，位忝学生之列。说来惭愧，大学时我竟没有读过一本教育名著，而且莫名奇妙地看不起整个教育系。我也上《教育学》课，只上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教育学》教材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集体偏写的，与刘佛年校长似乎没有关系。我甚至觉得整个学校的"教育生活"都似乎与他无甚关系。倒是大学毕业之后，别人听说我是华东师大毕业的，时不时会提到刘佛年先生的名字。他让我记念的，是后来发生在福州的一次偶然事件，那是刘佛年校长离职后的一次讲学活动，他在离开宾馆时，因为茶色玻璃造成的错觉，被玻璃撞得晕了过去。
　　后来我和宋琳谈起这件事，我们说到了另一种感触，当我们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涯，就会发现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恩师"始终没有出现过。
　　荷尔德林曾问起："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还想笨拙地接着问："在这贫乏的时代，教师何为？"说实在的，要是仔细追究起来，连"教师"这样的称呼，今天都已成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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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继续阅读，我随手抓到就读，或是为了生命偏离轨道，或是为了油然而生的厌恶，就像看到坐在角落里的另一个自己，多么苍白、单薄、湿漉漉的双手。只有阅读使我不断地经历动荡与焦虑，我常想，无论什么样需要，对我而言简直都是病态的显现。繁琐的书写总是充满了肮脏，有时它却正合我的胃，"温暖的话语滋养我的胃"，我不为自己找借口，我顺着肉体滑过的轨迹，我的情感浮肿，又几乎忍不住旧式的自我悲悯。一个夜晚，出于怨恨、无力、乏味，出于自恋、惊惶，一本摊开的书，赐予我短暂的妥协，不再采取任何行动，不再靠着墙对自己数点，也不去猜想下一步，我们总是自己哺养自己，我们的选择往往在开端与终结之间，迎上去时双膝发软，只不过完成了一次在两本书籍之间肉体的转移。
　　我阅读，是因为我再也无法战胜如影随形的诅咒。是命运引领着生活，还是生活顺从命运？从生命的体验开始，我一步一步陷入对尖锐与极细小差异的迷恋，无处寻求缘由，凄厉的自我刻薄中，精神的绝望常常是外表温情，内心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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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智慧：豆豆小时候，多病。她的外婆说，你们要注意晚上给孩子盖被子或抱起来小便时，不要跪着，孩子受不起，自然常生病。
　　豆豆的父亲小时候也常生病，他的外公是乡间著名的中医，他认为越是聪慧的孩子，带的土就越少，也越是容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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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骑车上班，道路清静，气候适宜，此刻我突然意识到有一种"尘世的美"在我心中苏醒。难道不是这样吗，要不然我们怎么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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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重新握笔，所要哺育的都是心底重新写作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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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辱骂、殴打孩子和学生的人，都是人生的失败者。（在路上看见一位父亲踢了儿子一脚，又扇了一记耳光。所有的愤怒与仇恨都写在父亲的脸上和手脚的发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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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堂二伯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是"二道贩子"--从集体的面厂购进线面再挑到各村销售，获得这种特权的主要原因是他生养了数目比较多的子女，必须活口，再加上他有点"二百五"，这一点给了他合适的掩饰，像个弱者。他教育子女有自己的一套，比如有一次他把屡教不改的大儿子拖到学校门口的三叉路旁，剥光衣服饱打一顿，为的是要让所有的老师、同学、过路人都知道，某某人挨打了。二女儿因为生理原因，读小学了还经常夜里湿裤子，一旦被他发现，一大早必定叫嚷着把裤子晾在天井里，目的也是要以让众人周知的方式罚治过失。这两招在村里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
　　他一生中最轰动的事件是他40多岁时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举生了双胞胎儿子。二伯给他们起的名字也极为别致，大的叫："一个"，小的叫："个弟"。第二年夏天他抱着"一个""个弟"在天井纳凉时，表示再过两年还要生一对双胞胎女儿，大的就叫"北京"，小的叫"南京"，遗憾的是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实现。等到"一个""个弟"长大了，读小学，竟读了一个"五年一"（二伯语），即把一年级读了五年，好在现在他们都已成人了，跑买卖做生意"五年一"还够得上用场。
　　二伯家的老二，高中毕业时，正赶上恢复高考，他选择了考中专，一年不中，二年不中，共考五年，终于上了师范学校。这五年中他受尽了父亲无法想象的羞辱（莫非是激将法？），后来成家后的某一年，父子发生口角，此时力量对比已经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小学任教的我堂哥一把掀翻了"老不死的"，又抬起一脚踏断了三根肋骨，算是为他们的关系做了悲剧性的了结。
　　我常常想，人不能选择出生，一切都是命运摊给你的，顺从天命便是人的本份。因此，你说是谁教育了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