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１８）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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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学中对学校感到害怕的不止我一个。一年级的班上个子最高的同学张厚根，他家有9个兄弟，据说晚上睡觉经常有一两个被遗忘在屋外的草堆里，连他母亲也不知道到底少了哪一个。张厚银在班上第一学期就出了名。有一次老师让他在讲台上"大声"读课文，张厚银读完后迟迟不肯离开讲台，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奇怪。老师就走到他跟前问怎么回事，他没有吱事，老师看了看他，马上让大家提前下课到教室外玩。我们看到张厚根背着书包回家了（这位仁慈的老师是童年为数不多的美好记忆）。后来全班同学还是知道张厚银出了什么事：他课文没读完，裤子就尿湿了。张厚银没有读完小学，多年不见后，我已经无法从他兄弟中辨出哪一个才是他。我一年级两个班同学中，没有读完或只读完小学的居多，上初一时，继续同学的只剩下十多个。我想起这些事，我想起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是一个不会笑的孩子，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几乎都被遮蔽在黑暗之中。如果仅把一切归之于命运，那是不公正的。一直到了大学，我才想到，或者才有勇气想到（不带有恐惧地）我是多么憎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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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到我的父亲，回忆中的小学阶段，我记忆最深刻的多数是他怎么打我。最严重的一次是当他去抄棍子时，妹妹叫了一声：爸爸不要打哥哥吧！她一下子晕了过去，羊癫风重又发作了。我一辈子都将以辛酸的心情回想起妹妹的这一声哀叫。后来父亲每打我一次，我就把它记下来，把纸藏在墙脚，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并不恨我的父亲，更多的是畏惧，更多的是对艰难生活的绝望，至少我从小就知道父亲打我，除了我犯"错"之外，是生活把他逼急了，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错误不断。父母几乎没有一点闲工夫可以用来教育我该怎样才能不犯错，他们也给予我爱，但这些爱还不能引导我去做一个好孩子。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伙伴里就没有"好孩子"，每个人都经常挨打，有好几个人都被打得比我还厉害，求饶的哀叫声至今仍留在我记忆中。后来他们的遭遇证明，童年这些痛苦的经历不但毫无价值，甚至把他们的一生导向了更多的恶。不过，我没有成为这样的人，要感激的还是我的父母，他们本质上都是善良的人，他们人生总体上给予我的是善的教育，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没有陷入邪恶的泥潭。虽然这点说起来有些矛盾，但从我体验的角度，我感知了这些善。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继续作证。尽管说到善时，也不应该忘了我从小的怯懦与身上固有的善的天性，这是另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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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上初中开始，我父亲似乎下了决心，不在我犯错时打我了。至今我仍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他想逐渐成为一个慈祥的父亲，奇怪的是他最终做到了这一点。今天在我女儿的眼里，他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现在我让这些"记忆，说吧"，实际上是在反省我自己。前几年，当我生活失意，心烦意乱时，或工作的压力重重，我对待女儿，也曾有过粗暴，甚至狂怒的时刻，至今我仍未完全克服这些暴躁，早年的教育，童年的遭遇甚至遗传的恶都在我心灵深处扎了根。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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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学时，学校里没有任何体育器械，课间休息我们就在学校里相互追逐，上体育课也是这样。有时还玩一种特别的游戏，就是先在地上划一个一尺见方的"地盘"，然后"庄家"转过身去，其他人用小刀把土挖开，藏一小段草根，然后再掩上不让它露痕迹，请"庄家"找。多么简单的游戏啊，我们却沉迷其中。有一次上体育课，有一位同学带来了一节电池（我们称为"电土"），班主任就让我们几位同学围成一圈扔着玩，看谁接得好。没想到带"电土"来的同学把"电土"扔得太重了，我根本接不住，刚好击中了我的"人中"，当即裂了一个口，鲜血直流。班主任课也不上了，带我上村"赤脚医疗站"包扎，还把我送回家，对我奶奶说"是同学不小心弄伤的"。很久以后，每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很感激她。
　　但就是在我上学的第一学期，我遇到了一件终生难忘的大麻烦。由于同学们经常在课间休息时玩疯了，不去上厕所，到了上课，就不断有人要出去。有一天班主任生气了，宣布以后上课谁也不许去厕所。没想到没过几天，第四节刚上课，我就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我顿时害怕起来，不敢吱声，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要大便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我弓着身缩着那里，班上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我用尽全身的气力克制着，但是没有用。我整个身体仿佛都悬在随时会射出的箭上。我多么盼望出现奇迹啊，下课的铃声突然响起来，或者腹痛的感觉突然消失。我浑身湿透了，几乎要哭出来，但又不敢。我担心会一下子"出事"，然而最后还是"出事"了。担子卸了下来，却一头掉入无底的羞愧的深渊。我一动不动地"钉"在座位上。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下课了，可是这铃声来得太迟了。我整理课本，小心地站起来，用书袋遮着，排队，慢慢地跟着走出学校，然后开始狂奔，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跑到家门口，一看到妈妈，我就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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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缓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顶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待，你只能平时住这时，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心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我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格登了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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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的班主任如果喜欢班上的哪位同学，一般的表示是表扬这位同学，更高的奖励就是摸这位同学的头，虽然小朋友刚入学不久，但都知道老师这些表达方式。可是笑笑快学一学期了，老师竟没摸过她的头，她有点难过，回家就告诉了她妈妈。她妈妈也很焦急，当晚带着一点"心意"到老师家拜访。第二天中午，笑笑回家时，非常高兴，她告诉妈妈：今天老师摸了我两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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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的班主任确实是厉害的人物，小朋友刚入学不久，她就告诉全班同学：我们班上有一些同学是笨蛋。又过了一阵子，她告诉全班同学：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班上有三十几位是大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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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得好的同学。有一次，一次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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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鸣的孩子在某重点小学读书。她认识了一些同校小朋友的家长。有个读三年级的小孩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班主任，班主任经常在班上批评、羞辱这个孩子。有一次班上有个同学掉到池塘里，很多小朋友和过路的人都去救他，并把他拖了上来。班主任在班上说到这件事，这样说：某某同学掉到水里，大家都去救他，因为他表现好。要是某某同学（即那位经常挨批的孩子）掉到水里，我看就不会有人去救他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有点精神不稳定了，他妈妈对陈一鸣说这件事，直掉泪。她说：我也想去告班主任，但又害怕学校里的老师都成为我孩子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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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笑笑的实验小学里，竟没有一个水龙头可供学生洗手；女厕所又窄又滑，经常有小朋友上厕所时摔跤；学校操场中间的泥土地好几年了仍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滩泥；前一阵子春天的天气突然热得不得了，花盆里的花都死了。有一天笑笑和她爸爸到福州玩，回家时她提出来要到豆豆的小学去看一看，走出校门时，她对爸爸说：我们学校的校长应该换了。后来她对我说完学校的事，又说：我们学校的校长应该换了。
　　笑笑今年不到8周岁，正读一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