唇舌的授权连载（１４）

张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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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是死亡的开始。受教育则是命运显示力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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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必经的路旁，有一个令人厌恶的商业机构，空气污浊，"保安"众多，几乎把所有的顾客都当作贼，然而却在每日上午8点准时集合、奏乐、升旗--我曾有过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如此富有特色的装饰，更叫人浮想联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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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里达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这样说：国家文化总是表现出最严肃的危险，在这方面人们永远怎么警惕都不会太过份。"最严肃"这三个字，是值得玩味的，我会想到精致的面具、仪式、庄重的文件、共同的声音。这会儿，我也想到了那家商业机构每日的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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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演者"，这样的角色肯定有点病态。每次接到"订单"或者"完稿"之后，我常常这样想。可是为什么又乐此不疲呢？我常常反复想着，回味着自己的"形象"，说过的话一遍又一遍倒过来翻过去，以致于全身的血液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难以承受的感觉。我与那个"讲演者"格格不入，他使我虚弱、胆怯，他是另一个拙劣的自己。想到这一点，竟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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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精神状态而言，我经常有一种"死亡后遗症"的恍惚。这就是我对待时代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多么无能的应对方式，然而还有更好的吗，逐渐冷却的身体，不断丧失的羞耻的时刻。也许现在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写一部《论死亡的后遗症》这样不合时宜、不被接受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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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郁到极点的文字，怎么适合给教师们阅读呢？因为"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空洞的呓语"。同时，忧郁的感染力总是带有不善的成份，仿佛要拖人下水，非如此不可似的。忧郁中还有一种对已经失败的命运的偏爱，对自我失败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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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确立了某种"风格"，一个人就易于辨别。也许他经常要做的就是不断"重复"着叙述，或是同义反复，或是不断翻新地说着"旧题"。这"旧题"其实就是安身立命之"根"。如果肯费力气，在著名的"叙述者"那里，我们就可以因为窥见这生命之根而得以与人进行内在的倾谈，我们的生命也将因此获得一种精神的赐予。不过，就其"风格"，重要的应是不断掘进的深度，而不是"独特"。埃·米·齐奥朗曾说：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齐奥朗在这里说的还不是精神的风格。有一天，我把钱理群的《六十劫语》一书读完了，我发现他最重要的命题是从鲁迅那儿创发而生的：鲁迅在思考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时，他并非不重视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与民主，但他更重视与强调"人的个体生命（真实具体的个别的个体人，而非普遍的、观念中的人）的精神自由"：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本末之分"，因此他赋予后者以哲学上绝对的终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在现实层面的现代化（"现代文明"）目标与道路上，强调"立人"（确立与保证个体精神自由）是"立国"的前提与基础，逻辑与历史的起点与终点（最终要建立的现代国家是"人国"）。这样，他就与当时（本世纪初）所盛行的，以后（一个世纪发展中）又不断强化的现代化目标与道路，明确地划清了界限：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
　　这一命题也可以看作教育最重要的命意。钱理群的苦口婆心越发因为这一命题的沉重而显得极为执着、亲切。其实他说的不也是大白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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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常常有几十年不易，或者根本无法改变的"平凡的丑"。这一点，我在1992年的一首诗中已提及，这些年下来，观察教育，"平凡的丑"亦每每进入我的眼睑。相对于各种"恶丑"，"平凡的丑"则有一种平民性，不易省思，不易抵御。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丑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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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古拉格群岛》，简直没有勇气读下去。令人喘不过气。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吗，这个恐怖的世纪？
　　我不免又感到庆幸，我们毕竟有很多人肉体总算得以生存下来。我又去查阅了洛扎诺夫的生平，"幸好"他老人家辞世的时间是1919年，大屠杀还未成"制度化"。"精神的俄罗斯"与恐怖的俄罗斯--一个世纪的梦。
　　一个教育工作者所需要的也许正是这些"非教育"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