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平等的师生“对话”

　　　　　　　　　　　　　长沙市开福区花城小学　　唐泽霞

　　教育具有对话性，教学即对话，

　　对话是一种创造活动。

　　—— 保罗 ·弗莱雷（巴西）

（一）

　　“教育家鲍伊尔说：当每班学生数超过了 30个人的时候，教师就从对个体的关注转为对班级的控制。”在现实的教学生活中，我们总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这句话的活注脚。比如：上课时对于不遵守纪律同学的批评乃至训斥、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进度，对于学生个性化的要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孩子是天真的，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往往情不自禁的想表现出来，在他们眼中，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作为 成人的我们，往往对于孩子的种种顺乎天然的行为，总要加以限制，加以规范。当然，必要的规矩是需要的。但问题是，教学生活中，总有一些孩子连必要的规矩都没有。我们面对这些“不懂得规矩”的孩子，往往丧失耐心，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一句大声的喝斥，往往不经意间，我们也许就挫伤了孩子的积极性，使他幼小的心灵抹上了一层阴影。面对孩子的“不合规矩”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委婉的批评，耐心的阻止，可为什么现实中总是充斥着断然的控制与不耐烦的训斥？我们不能否认教师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情绪低落不耐烦的时候，抛开这些外在的客观的因素，我们还应该挖掘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隐含在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种被称作“师道尊严”的东西依然存在，我们总是潜意识把自己设定成高高在上的师者，似乎拥有了教师身份，就拥有了威权，就可以发布命令，就可以指挥一切。于是，当有不符合我们意愿的事情发生，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制止，甚至训斥，而不是将对方（学生）看成一个与自己人格平等的人，在协商对话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新课程实施以来，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得到大力提倡，但是，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不是挂在口头上说一说喊一喊的口号，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真真切切渗透到教学的点点滴滴中，通过教学中师生的交往和话语模式来体现。在教学中，我总是力图和孩子拉近距离，试图超越传统的以“控制 ”为主的师生话语模式，走向师生间民主、平等的“对话”。

（二）

　　以下是我执教的二年级《品德与生活》“可爱的动物”单元第一课时的课堂片段实录：

　　在教这一单元时，我事先从网上搜集了一些动物图片，下载后制成课件准备上课时用。可是上课前电脑出了点问题，课件不能用了。我只好将课件中一张张动物图片打印下来。想到昨天学生参观地质博物馆时涌现出的对恐龙的浓厚兴趣，我又从一张碟片中截取了一些恐龙的图片，以备上课使用。一切准备就绪，这节课学生一定会喜欢，我满怀信心的想。

　　“叮铃铃……”上课铃响了，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我的心情变得非常的好。“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除了人类自己，还有什么跟人类一样有生命？”我亲切的问。

　　“是植物。”

　　“还有动物。”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么？”我乘机问道。

　　“我喜欢小兔和酷狗。小兔喜欢吃萝卜和白菜，狗喜欢吃骨头。”余中华一边举着收集的图片一边大声地说。

　　“谁还知道狗喜欢干什么？”

　　“狗喜欢汪汪的叫。”不知道是谁插了一句。顿时，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汪汪的狗叫声，原来是学生情不自禁的学起狗叫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并没有斥责他们，等学生慢慢的安静下来，我继续问道：“还有其他同学说说看，你喜欢什么动物呢？”

　　“我喜欢猪，因为猪肉可以吃。”柳曾汉说。他的话音刚落，周围的同学就一个个的笑个不停。柳曾汉涨红了脸，急忙摆手：“我不喜欢猪了，我不喜欢猪了。”同学们笑得更厉害，柳曾汉越发觉得不好意思。局面有点失控了，此时我完全可以大声命令学生安静下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反问孩子们：“柳曾汉同学说错了吗？”

　　“没有……”孩子们不做声了。一场“意外”就这样结束了。

　　继续谈论动物的话题。

　　“我最喜欢的动物是马。”张鼎昌站起来说道。

　　恰好我准备了马的图片，但是我不想马上拿出来，于是卖了个关子，对张鼎昌说：“唐老师准备了一样东西，你猜是什么？”谁也没有猜出。孩子们正在抓耳挠腮，冥思苦想的时候，我举起图片。

　　“是马。”孩子们大声叫道，有的甚至站了起来。

　　“一匹白马。”

　　“白马王子。”

　　“今年是什么年？”我问道。

　　“马年！”孩子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接着，孩子们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马到成功”“马年大吉”“龙马精神” …… 一些含“马”的词语源源不断的从孩子们的口中说了出来。

　　话题继续进行。

　　“我喜欢龙。”万涛说。

　　“你看到过龙吗？”我问。

　　“我昨天在博物馆看到过。”万涛回答道。“对，我也看到过！”其他同学马上随声附和。

　　我这才意识到孩子们说的“龙”不过是昨天在地质博物馆参观的“恐龙”。于是，我耐心的告诉孩子们“龙”和“恐龙”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龙”，“龙”是传说中的动物，而“恐龙”是一种古代的动物，现在早已灭绝了。说到恐龙，孩子们的兴致一下子被提了上来。我拿出课前收集的图片，“霸王龙”、“三角龙”、“翼龙”、“小鸟龙”……一个接一个的名字从孩子们的口中飞快的迸出，看来孩子们对昨天的参观还记忆犹新呢！

　　“老师，要是现在地球上还有恐龙，会不会把我们吃掉？”

　　“恐龙为什么会死？”

　　“小恐龙是怎么生出来的？”

　　“恐龙会吃老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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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一串串像连珠炮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我都能够回答，但是我没有从正面回答他们，而是启发孩子们自己从课外书中找答案，并答应他们下个星期三的生活课上专门组织大家讨论恐龙的话题。听到这，孩子们可高兴了。代炜廷当场就答应把他家里的恐龙碟《哥斯拉》带给大家看。他的话音刚落，“耶！”教室里便是一片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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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堂课的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的溜走了。其实这节课只完成了一半任务，这种情况以前也经常会出现。虽然课堂上只谈论了动物，师生看似在聊天而不是在上课，但我认为，正是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学生才能无所顾忌，也更放得开。（当然，起码的课堂常规要有。）在课堂中，我总是抛开自己条条框框，尽量顺着学生来，给学生充分展现自己的机会。就在这“聊天似的对话”中，学生增强了对动物的热爱之情，了解了一些有关动物的知识。这不正是我这堂课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吗？我想，只有尊重学生，顺其自然，学生才会学得轻松，学得愉快。

　　　　　　　　　　　　　　　　　　　　　　（三）

　　《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教师要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儿童活动的指导者、支持者和合作者”；《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也强调：“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的品德形成和社会性发展，是在各种活动中通过自身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为此，教师要由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向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转变，创设学生乐于接受的学习情境，灵活多样的选用教学组织形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生动活泼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可见，课程标准对教师角色的定位很清楚：即教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社会的代表者，知识的传递者，道德的代言人，而应该与学生保持一种平等协作的关系。

　　我国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倾向，存在着忽视学生价值观的培养等问题。如以前的思想品德课程重灌输不重引导，重书本不重实践，从而造成德育与儿童生活的脱离，造成德育的时效性低下。反观各种缘由，我认为，关键问题是缺乏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近些年来，随着民主平等思想深入教育，“对话”思想作为一种突出人的价值、倡导人与人平等地位的国际思潮，自然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教育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教学过程中师生不平等，学生被排除在真正的教学“对话”过程之外。如以下课例：

　　学生（举手）：老师您对这个字的理解不正确。（学生发现老师犯了错误）

　　师（不高兴的）：不可能。（老师认为不会错。）

　　学生：是的，我查了字典的。（学生依然坚持。）

　　老师：教参上是这样写的！如果有错，那就是书上的错。我们下课再讨论。（不知是教师认为教参很权威，不可能犯错呢，还是教师因为自己教师身份的缘故不原意当着学生免承认错误。教师始终没有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进行交流，并以下课后讨论为由转移话题。）

　　以上例子，教师认为自己是权威或者自己是权威的代表者，极力否认自己的错误，蛮横的不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其实教师是否错误并不是关键问题，关键的是教师不容许有学生提问的权利，尤其这问题是指向教师的缺点的。诸如此类的例子相当多，表面上看来，是教师拉不下面子承认自己错误的问题，分析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实则是教师的权威对学生的“控制”，最终还是“师道尊严”惹的祸。

　　马丁布伯在《我和你》一书中提出交往中 两种基本的关系：一种是“我他”关系，把对方看成于陌生于“我”内在的他者，通过认识、改造、利用、监督、控制，把对方仅仅看成一个对象。我们传统的师生关系即是如此。一种是“我你”关系，把对方当成倾诉的对象，通过理解、对话、欣赏、聆听，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场”，彼此进入对方的精神世界中，这正是我们新型师生关系所要提倡的。

　　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刘铁芳教授都提倡一种“对话”教学，在这种“对话”教学中，师生之间是一种“我——你关系”，即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师生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的方式。”（肖川语）

　　而“消解传统的教化权威，关注个体的理性自觉，营构自由的交流情景，走向积极的交往对话，唤起个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尊严，乃是当前道德教化问题的基本出路。”（刘铁芳语）

　　“对教师而言，上课是交往，而不单纯是劳作；是艺术创造，而不仅是教授；是生命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方式，而不是无谓的牺牲和时光的耗费；是自我发现和探索真理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展示结论。因为，只有的的确确的交流了，我们才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我们才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对方。”（肖川语）那么，如何在教学这个特殊的场景中构建基于对话的师生话语模式呢？

　　我认为至少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首先，教师应该持有人格平等的态度。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完全平等，学生应该尊重老师，老师也应该尊重学生。只有人格平等了，才有话语权的平等。长期以来，我国的学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教师“师道尊严”，高高在上，话语权牢牢控制在教师口中，学生的话语权被剥夺，甚至出现教师依仗话语权的优势而对学生展开人身攻击或人格侮辱的现象。对话的课堂应该赋予师生平等的话语权，试想，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还能谈得上别的平等权利吗？

　　其次，应该有开放的话语空间。开放即包含着包容性和未完成性，即应该深入到师生知识、情感、精神的广阔领域，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投入话语的进一步发展，使课堂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要让课堂没有表演，只有生活。开放的话语空间意味着一种灵活开放与生成发展的课堂教学运行机制，使师生交往呈现出一定的自由度，亲和度。亲和度指师生交往中一种和谐、民主的状态，自由度要求教师不要过早的肯定和否定学生，如果在话语结束前就已经完全设定话语的结局，将不会形成真正的对话。 宁波东海实验学校副校长张小雁在《课堂情绪调控》一书中说：“我觉得上课更像是建设工程。教师规划设计大的蓝图，学生则应该是实践者、建设者，只要对整个设计的格调布局没有大的影响，完全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然后付诸于实际操作，在建造中修改，在修改中提高，最终把整个蓝图建设的流光溢彩。” 这些话不无道理。

　　再次，应该试图构建双方认可的契约和规范。规范并不限制思想，相反还能有益于思想的条理性和清晰性。它对师生双方都提出要求，且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方法引导。如遵守必要的课堂常规，培养儿童善于倾听的习惯。另外，师生双方共同制定话语规则，如相同意见的不重复发言。还要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保证课堂参与度、整合度、延展度。只有在平等的前提下，深入心灵的广阔领域，并由一定的规则予以组织的教学话语才能摒弃控制的话语状态，最终走向真正的对话。（樊杰《由“控制”走向“对话”——一种新型的师生话语模式》）

　　　　　　　　　　　　　　　　　　　　　（四）

　　自新课程实施以来，我一直尝试着与孩子们拉近距离。当我以一颗平等、细腻之心面对孩子们时，我发现，孩子们与我更加亲近。我的每一个变化哪怕是发型的改变，他们都要关注好几天；在我嗓子不舒服时，会有孩子悄悄送上卡片：祝 Miss Tang嗓子快点好；在平时，有的孩子会突然冲到你面前，只为叫你一声：“Miss Tang，good afternoon！”结果弄得我一脸口水；有的孩子会偶尔在梦中碰到我，然后兴奋的对我说：“Miss Tang，我梦见你会飞！”课堂上，孩子们能敢于指出我的毛病，能大胆的反驳同学甚至是我的观点……所有这些，既令我感动，又让我幸福、快乐。同时，孩子们那天真的笑容、幼稚的想法，也让我收获多多。任教这个班已经有四年了，我深切的感受到，孩子们是喜欢我的，而我也同样喜欢孩子们。

　　但是，快乐与困惑相伴，在满意于我与学生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时，我并非没有看到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教学中，我经常“沉迷”于与学生之间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而完不成既定的教学任务，在前面案例中，曾有网友指出：师生对话交流中“度”的问题如何把握？现实情况是：课堂中，谈话式的教学，师生之间的自由问答，很容易脱离教师预设的轨道，而让学生“信马由缰”，但教师如果加以控制呢，又担心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这确乎是一个看似两难的问题，还需要在以后的教学中好好思考和把握的。

　　再者，师生之间的这种“对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于平等、民主的“对话”，或者还是表面上的平等、民主的“对话”，实则教师的威权仍起着“控制”作用？如果是这样，则谈不上真正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那么，真正的师生“对话”如何成为可能？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不是靠表面的“亲近”、“亲切”，而重要的是老师要把学生当“人”看，要从内心承认师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不是俨然把自己当成是知识的传递者，道德的代言人。

　　另外，由于我国千百年来严厉苛刻的集权专制的影响，在实际教学生活中，要彻底实现民主平等的师生对话，仍有一段漫长的路。且目前班额普遍增加、应试教育的无形压力等诸多事实，也似乎是一道垮不过的“坎”。基于此，虽然绝对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对话看似遥远，但我们总可以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所坚持、有所追寻。当课堂上，目光与目光的对视，心与心的交流乃至碰撞、直至心领神会的融合，一切虽尽在不言中，但谁又能否认这是另一种“对话”的境界？也许，真正的“对话”是“无痕”的，它“恒”在“彼岸”，值得我们无限追寻。正如雪莱所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