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刘良华

　　1996年，我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做职员。每天在规定的时间上班，在规定的时间下班，在规定里尽可能做应该做的事情，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生活。以前做学生时比较自由，以前做中学老师时也还是有很多自由，现在成了教务处的"公务员"（第一天到教务处报道时，教务处的领导就建议我和我的同事要有"公务员精神"），第一感觉就是不自由。工作之前很多事情都可以自由地想象，工作之后，生活好像忽然变得很确定，整个人就生活在"确定性"的链条上。早上几点钟起床这是确定的；起床后在哪个地方取衣服，这也是确定的；在哪个地方买面包，买几个面包，递给卖面包的人多少钱，这些都是确定的。
　　有些事情前一天晚上就已经预谋好了。
　　比如，前一天晚上我就得预定好明天我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把这些衣服很整齐地摆放在离床不远的某个地方。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直冲到那个地方取我的衣服。披上衣服，简单洗漱，就冲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拐个弯就进面包房。最初，卖面包的小伙子总是很客气地询问："先生，要什么？几个？"后来，只要我出现在面包房，小伙子就质问："奶油面包？两个？两杯豆浆？"我几乎不需要说话，面无表情地点头，面无表情地接过两个奶油面包，面无表情地从窗口取两杯豆浆，面无表情地把两个奶油面包吞下去，然后把两杯豆浆汲干，出面包房，跨上我的二八式的自行车，径直前往中山一路，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就在那。
　　在报到上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坐在办公室里很容易发呆，很容易不知所从。
　　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其实有很多的自由时间，除了偶尔有人叫我去复印一份开会通知，偶尔有人叫我给微生物教研室、人体解剖教研室、病理学教研室或者别的什么教研室打个电话，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做。（打电话时经常问"喂--微生物吗？"对方就回答"对！"或者问"人解吗？"对方就回答"是。"）有很多时间是交给我"自由支配"的。教务处的领导给我布置的暂时的任务是"尽快熟悉教务处的工作"。
　　在没有人叫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想看报。教务处每天都会收到《南方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这些报纸不知道是教务处领导特意订购的，还是被摊派下来的，反正教务处有很多报纸。按说，当我无所事事的时候，看报纸应该是满好，既可以打发时间，也在关心党政大事，我又认识很多字。可是奇怪得很，看报好像不是一个教务处的职员适合做的事情。那几乎就是公开表明自己无所事事，也是公开摆出有气无力的姿态。根据我的观察，我的领导一般不愿意看到我在看报。
　　我更想看书，可是看书比看报的罪过好像更严重，除非是在看医学管理方面的书。读小说或哲学、历史几乎是犯忌的。其实制度上并没有规定不能看小说、哲学或历史书。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规定，早已经化为最基本的日常规范。
　　更要命的是，我的领导就坐在我的办公桌的对面。我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坐在领导的办公桌的对面，像个孤独而郁闷的木瓜。
　　感到孤独而郁闷时，就难免会遥想西方人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
　　可是，不自由，不能死，还得活着。
　　就这样活了一年之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处境。
　　第一个改变是我开始学会"没事找事"做。我每天准时或提前几分钟进入办公室。进办公室后就拿拖把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里湿拖把，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拖地板；拿抹布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湿水，然后返回到办公室把每张办公桌擦干净；拿水壶到办公室外面接水，然后返回办公室接上电源，等几分钟就可以听到水已经烧开的报警声。
　　只要我愿意，这些事情每天都可以做，没人抢夺我的地盘。我向来喜欢做事，一直怕无事可做，更害怕无事生非。自从我发现我可以拖地板、擦桌子、烧开水以来，我就感觉在这个地方完全可以施展我的做事的才华。
　　除了拖地板、擦桌子和烧开水这些现成的事情之外，我发现有些不那么现成的事情也是可以做的。
　　比如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白色的"美的"电风扇几乎成了黑色，我就找来螺丝刀，把电风扇卸开，拿风扇的叶片到办公室外面的水池冲洗。然后擦干，重新安装复原。
　　如果某天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时钟的指针停止走动了，我就到外面去买一只新电池，把旧电池换下来。那只时钟很久不走动了，我曾经怀疑它已经沦落为摆设，放弃了呈报时间的功能。但等到我把新电池放进去时，它竟毫不犹豫地转动起来，绝没有偷懒的想法。
　　如果某天发忽然发现办公室里的档案夹的标签不那么清晰，我就开始重新书写这些标签，顺便也将有些文件重新整理分类。2002年我回到我原来工作过的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我看到我写的有些文件夹的标签仍然保留在那里。
　　当我"没事找事"做之后，当我"寻找"事情之后，我立刻发现教务处原本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此前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在寻找之前，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都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一旦没事找事，问题和事情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除了"没事找事"做之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学会"欣然执行任务"。我开始恢复我的真相：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在某个地方坐着，一副无所事事的姿态，摆出有气无力的样式，像鲁迅说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现在我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让自己闲着，不让自己无事生非；不做事则已，一旦做事，则一定兴冲冲地去做。
　　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做一些诸如复印开会的通知单、开会前给各个教研室打电话、大型研讨会时到机场接送专家之类的事情是浪费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发现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以前总想着"执行"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但现在我愿意把"服从"视为美德。我愿意"执行"。
第一个变化是"没事找事"做，我称之为"舍之则创"。如果没有人叫我做什么，我会寻找我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个变化是"兴冲冲地执行"，我称之为"用之则行"。如果朋友、同事或领导"任用"我做事，我会"用之则行"。
　　这种变化很奇妙。这以前我只要接到外出办事的任务，我就很开心，并迷恋外面的马路。比如学校的设备处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设备处办事，我就可以暂时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在教务处到设备处之间的路上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顺便看看路上的紫荆花树上的红彤彤的紫荆花。即使紫荆花树不开花，光秃秃的，只露出枝桠，也是好看的。学校的印刷厂也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印刷厂去办事（有几次是印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我就可以再次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可以顺便看路边的篮球场上的学生打篮球。如果碰巧篮球从场上飞过来，我可以伸手把球接住，我就喜欢干那事。
　　这以后，我虽然也愿意外出办事，长久地呆在办公室里总不是好事，但我愿意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交接和处理，有时发现呆在办公室里也满好的。做成一件事情之后，有成就感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
　　这种变化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做事，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我不努力改变，我就会在教务处一如既往地孤独而郁闷。我知道，我若甘愿孤独而郁闷，我的同事或许会偶尔施舍同情。但在施舍的当下，已经"怒其不争"了。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自己，我就就得忍辱负重。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
　　回头想像，这种主动改变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工作和创造的欢乐。享受工作的欢乐是一种美德。韦伯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就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来说，则只有当时的西欧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勤奋劳作"，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参见朱健国著：《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如果做教师的不能在教学中感到职业的欢乐，如果做教师的总是在学生面前呈现一脸的疲倦或者不断汇报他的苦闷，他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他何愁找不到跳楼自杀的理由？
　　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愿意凭借他的精神力量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说主动改变、主动适应、"能够动"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能动性"？
　　"能动性"曾经被滥用，甚至泛滥成灾。可是"能动性"总还是一个有魅力的词语。这个词语提醒人类：既然也属于动物，就得留守"能够动"的天性。否则，人不仅不是高贵的动物，甚至缺乏"畜生"的美德。几乎所有的畜生都是"能够动"的，就凭这点，我们骂人是畜生时，就得谨慎一些。人类需要对畜生保持必要的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使我常常有所警觉。一旦孤独而郁闷，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能够动的事物"吗？
　　因为能动性的遗失，我曾经穷困潦倒，至少长达一年。
　　因为能动性被唤醒，我又恢复为兴冲冲地做事的办事员。（至多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
　　又因为我身上的能动性的有限而脆弱，我现在已经不能写宏大的论文，只能写散漫的文章，讲课，沦落为教授，还是副的。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