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健全的个人主义与教育问题

蔡江珍

　　郁达夫曾说到：＂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个人＂的意义凸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有价值之上，这表明它包容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现代化诉求首先起因于救亡图强的兴国目的，国家的意识促成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但国家的强大所依赖的必然是每一个国民（人）的＂强大＂，这就是胡适说的，只有每一个国人都能努力于＂把自己铸造成器＂，＂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这就使＂人＂的发展问题成为文明批评的切要,现代化的重心渐渐落到了国民性改造之上，文化启蒙由此成为五四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重任。
　　正是启蒙意识改变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人＂本身的认识。首先，他们要将＂人的真理的发现＂传达给国人，他们依据当时广为认可的进化论原理提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因此人的一切生活本能（所谓动物的一面）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这是对生命本能的肯定；在这一基础上他们提出人道主义要从个人作起，要充分强调个人的价值，确立人的自我意识。同时，正因为人是＂进化＂了的，所以人具有了区别于兽性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对神性的追求，对道德的生活的追求，如此，灵肉所代表之神性和兽性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人性；所谓进化就是人从灵肉冲突向灵肉一致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灵肉一致是人性的理想境界，人向着这一理想生活的不断努力促成了社会的发展。这种人道主义主张将五四文化的思考推向深化。五四知识分子习惯将人类比作森林而个人就是组成这森林的每棵树木，只有每棵树都茁壮了森林才可能茂盛，个人的价值得到了明确的体认，所以＂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理想就是一个不断层层掘进的追求指向，社会的改造为着文明的改造，最终的目的是为着＂个人＂而＂人类＂的发展，而个人的充分发展自然而然地＂有益于社会＂。在这一精神指引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胡适，提出了充分发展个人独立自由人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观点。所谓自由，胡适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不为外力，正如郁达夫所说的不以 ＂君＂、＂道＂、＂父母＂等为存在目的，而能自己作主的独立人格，并不指无所顾忌的任意妄为，而是在获得＂自己做主＂的权力之时又敢于 ＂担干系＂，即，能以个人这个＂小我＂对那由＂无量数的个人＂形成的＂大我＂的过去和未来＂负重大的责任＂（《不朽》），个人与人类是胡适的双向理路，也是因着这种并重，五四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要再造中国新文明的自觉。因此可以这么说，＂人的真理的发现＂是整个新文化赖以成立的理论核心。
　　基于人的价值之重要，胡适强调，在注重科学地改造环境与社会进而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之时，要将是否＂解放人的心灵＂看作评判一种文明的价值标准。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漫游的感想》、《欧游道中寄书》、《归国杂感》等作品中指出，东西文明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的心灵解放和人生幸福的满足程度的不同，他反对将西方近代文明仅仅看作是物质文明，指出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和安逸，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因为这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放在生存之上，而有更多的余力去追求精神上的提高。这和国人习惯说的＂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并无二致。在以人的幸福为目的的前提下，充分运用人的智慧去创造能减少人的苦痛、增加人的欢乐和幸福的物质，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文明，他曾举＂人力车＂和汽车为例，认为其中的区别正在于前者以人为牛马，而后者通过机器的便利解放了人力、消除了痛苦；他之推崇善用精密的科学方法不断寻求真理的近代西方文明，要肯认的就是这种文明包容的对＂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器重。
　　人的心灵解放和人的幸福作为追求的终极指向，胡适提出了文明改造的方式，那就是＂要用教育来打倒愚昧，用实业来打倒贫穷，用机械来征服自然，抬高人的能力与幸福＂，也就是说，教育是改造国民性的根本所在，而科学是求发展的必要途径。因此他多次批评当时的政府将大量经费投在军事上，却不肯给全国儿童两年到四年的义务教育。1934年，胡适写了《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一文，再一次重申了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教育普及的必要性，他提出要使个个学龄儿童都得到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使教育成为＂人人必需＂的东西，＂和吃饭睡觉呼吸空气一样的必需的东西＂。教育的问题，在胡适眼中就是关于人的问题，一个政府如果漠视教育，其实就是漠视人的发展、无力为人民谋求幸福。他说教育＂太贵＂的现状，是政府不肯加大投入所致，因而提醒那些中央和地方天天叫穷的财政家：＂五千万失学儿童的救济比五千架飞机的功效至少要大五万倍！＂他说教育的毛病，在于＂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而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还不曾真正有教育＂。同时，对于教育不良的现实和＂教育破产＂的声浪，他指出，＂第一是教育界自己毁坏他们在国中的信用＂，这是针对当时北京教师为加薪而不惜罢课的＂索薪＂运动而言；第二是＂教育的政治化，使教育变空虚了＂；第三是＂教育行政的当局无力管理教育，就使私立中学与大学尽量的营业化＂，大量为谋利润的野鸡学校出现而使教育的信用下降；第四是高等教育机关添设太快，粗制滥造的毕业生骤然增多，大学地位下降，教育质量下滑，而这些都是教育招人轻视的原因。
　　胡适虽然从未从教育学角度探讨过教育理论，但他对教育现状的批判性关注，由于始终以＂人＂的发展和文明改造为终极诉求，而赋予＂人＂的教育以人文主义理想。胡适在《慈幼的问题》中，谈到一个朋友说的＂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这三点都与人的发展相关，其二是妇女解放问题，其三的怎样利用闲暇是针对荒时废业、不求上进的国民的精神状态而言的，这无疑是国民性改造中的难点，他曾痛心疾首地说：可曾看见哪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整日将精力耗费在闲荡、打牌和麻将桌上？而＂我们怎样待孩子的问题＂就是教育的问题。胡适说，要感谢西方的传教士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虐待儿童＂的教育是残忍的，不人道的，这种虐待不仅是在学堂里司空见惯的各种体罚，更是为功利目的所趋的逼迫儿童念死书、和下死劲去念书。他提出，改革教育的基础在于认识到＂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应减轻儿童学校生活的苦痛和压力，所以要以＂改善儿童的待遇，提高儿童的幸福＂为教育的目标和意义。只有以培养＂独立的人＂为目标时，提倡教育的人道才是可能的。
　　[编者附记]蔡江珍，文学博士，闽江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