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文明隐秘的边界

余　杰

　　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五分，正值重庆市石柱县黄水镇中学课间休息，该中学惟一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地面发生垮塌，八名女生迅速掉进地面下的粪池，另有三十余名女学生受伤或受到不同程度惊吓。事件发生后，四十二名学生被送到黄水镇医院救治。
　　据女生王静讲，当日上午大约十点钟左右，学生们下课后，拥向校内惟一的厕所。刚踏上便槽，便感到地面在松动。随后听到＂咚＂的一声巨响，王静与七名女生一起坠入粪坑。王静吓坏了，奋力爬上来，然后从墙面的破洞处爬了出去。
　　听到巨响后，在外等候的学生一边奔跑，一边向老师求救。体育老师陈明文立即组织十多名老师施救。

——《华西都市报》

从日本的厕所说起

　　陈平原教授在《阅读日本》一书中，专门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厕所文化＂》。陈平原称赞说，东京成田机场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厕所，厕所的洁净程度是充满＂蒜味＂的北京首都机场所无法相比的。中国的首都机场以及其他大城市的机场，在建筑之宏伟上可以赶超西方、领先于世界，但中国人却无法让厕所保持洁净和芳香，这是什么原因呢？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由此可见，中国在若干公共设施的＂硬件＂上已然实现了＂超英赶美＂，但在＂软件＂的提升上却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厕所乃是＂软件＂的重要标志之一。
　　晚清戊戌变法的先驱者康有为，曾经在他的《大同书》里描绘了＂大同社会＂的厕所，他这样写道：＂以机激水，淘荡秽气，花露喷射，花香扑鼻，有图画神仙之迹，令人起观思云，有音乐微妙之音，以令人科平清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厕所吗？我发现，日本的许多厕所的确实现了康有为的想像。
　　我在日本坐过新干线和各种普通火车，也到过大中城市和乡村，还从来还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个厕所有什么异味。我在一篇访问日记中写道：＂日本的火车上，厕所毫无异味，芳香扑鼻，柔和的卫生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其清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大部分人家中的厕所。我想起当年在石家庄军训的时候爬上火车回老家的经历：一直站了三十八个小时，车箱内人胸贴人背，而厕所内屎尿横流，肮脏得不可下脚。同是火车，相差有天堂与地狱之远也。＂春运期间，从北京到成都的火车挤得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连厕所里也横七竖八挤满了五六个人，只好一连三十八个小时不吃不喝了。
　　日本人的厕所不仅是实用和卫生，他们甚至将诗意带到了厕所之中。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一文中有一段描述：＂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日本人爱清洁的习惯古已有之，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又奋力向西方学习，将清洁卫生的生活方式与身体健康的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日本人历来善于将日常生活艺术化，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他们遂将厕所也建筑得美轮美奂，使之成为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典范。
　　相比之下，中国依然是一个处于＂前现代＂的国家，虽然学者们津津乐道于＂后现代＂的话题，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国际大都市，但我们仍然难以拥有没有臭味的厕所。营造高楼大厦和街道易，其背后需要的仅仅是技术和金钱；而保持厕所之一尘不染难，其背后需要的乃是民众普遍提升的文明素质。这就是我们与日本的差距所在。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许多军校学生在满铁公司的资助下到中国采访调查，实际上是搜集各种情报。后来，这些被称之为＂满铁调查＂的文献，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有一名日本士官生在其报告中写道：＂在支那最富庶、最繁华的城市里，其公共厕所亦肮脏不堪。这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管理能力，这个国家的国民也没有自治能力。我们统治支那易如反掌。＂
　　数十年之后，这段话对我们依然是可畏的警钟。网上有很多＂爱国同胞＂高喊反日口号，但我总觉得，比上网喊几句口号更重要的，也许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些高喊反日口号的＂爱国者＂当中，究竟有没有在公共厕所里便后不冲水的家伙呢？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什么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厕所整治得比日本的厕所还要洁净了，我们才有傲视日本的第一笔资本。

厕所与“新生活运动”

　　我曾经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脏？》的文章，痛斥中国人种种肮脏的生活习惯。虽然有些＂爱国贼＂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伤害了民族自尊心＂，我却深有同感。我们应当先把所谓的＂自尊心＂放在一边，想想这篇文章说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在欧美、澳洲和日本的大城市里，最肮脏的地方必然是聚集了华人的唐人街，而唐人街中最肮脏的地方必定是厕所。显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确实不是一个热爱清洁的民族。在晚清的笔记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朝最后一任两湖总督瑞征，一九一零年到汉口微服私访，在怡园剧院附近随地小便。这里是租界的地盘，结果他被印度巡捕捉去罚款，最后由英总领事亲自接出来才了事。堂堂封疆大吏、饱读诗书之辈，却有随地小便的＂蛮性的残留＂。真是令人惊讶之至。
　　我还发现了一个与厕所有关的、更让人震惊的典故：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成立不久，光绪二十五年颁布了《京师大学堂禁约》。该＂学生守则＂中有如下条款：＂戒咳唾便溺不择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洁净，痰唾任意，最足生厌。厅堂斋舍多备痰孟。便溺污秽，尤非所宜。是宜切记，违者记过。＂这些条款针对的对象并非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乃至从士大夫中挑选出来的＂精英阶层＂——那个时候，能到京师大学堂中就读的，大都是官僚子弟、世家后代。但是，就是这些＂精英人士＂，依然保持着＂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使得皇帝不得不亲自颁布禁令进行约束。
　　这不是一个笑话——直到今天，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尤其是男生宿舍楼）里厕所，照样是臭气熏天。许多身为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天之骄子＂和＂精英分子＂，大小便之后却根本懒得伸手拉一下水箱的绳子。校方多次在厕所里张贴＂来也匆匆，去也冲冲＂之类的告示，却收效甚微。我不知道，这些连厕所的清洁都不愿维持，却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北大人，在＂一屋不扫＂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扫天下＂的大志？肮脏的厕所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最糟糕的记忆之一。而我到过的若干大学，学生宿舍的厕所大都是相同的状况，这也成为我对中国的青年一代失望的证据之一。
　　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与别国作战的时候，两军刚一接触，这位年轻的皇帝便对胜败胸有成竹。他何以有如此的自信呢？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道：＂稍稍比较两军的阵地，我军有专门的区域掩埋死去的战士，也有专门的区域让将士们方便，并及时处理粪便；而敌人的阵地上臭气熏天，死者尸体的臭气和生者粪便的臭气混杂在一起。他们是一支缺乏纪律的军队，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让人遗憾和羞愧的是，直到今天，现代文明若干重要标志，比如保持厕所的清洁等，仍然未在中国得以普及和根植。某些偏僻的乡村尚处于＂人畜同居＂的状况，的确是穷困的缘故；但在许多星级酒店的厕所里，依然会感到臭味难以忍受，这就不单纯是经济发展水准的问题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国人，在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上并没有＂先富起来＂。
　　[编者附记]余杰，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