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唇舌的授权"
--对张文质教育自传的另一种介绍
刘良华

　　2002年3月，一位朋友建议我读张文质写的《唇舌的授权》，据说"很有趣"。几天后我在广东教育学院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
　　我大致花了两天半的时间读完这本书。读这样的书确实"很有趣"，因为它是"随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张文质教育随笔"。可是等到我连续几天读完这本书时，却感觉由"有趣"而渐致"沉重"。这本书是用有趣的、精致的、诗意的笔法，讲述古老的、沉重的、忧伤的教育话题。
　　张文质在他的"教育随笔"里记了很多"教育故事"，他喜欢用"喜剧笔法"讲述悲剧故事，有时只需三言两语，故事就完成了：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好的同学。有一次，一位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张文质著：《唇舌的授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112-113页。以下只注明页码。）
　　
　　我已经听了三次《我的战友邱少云》，我几乎不得不这样，我关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到邱少云的国际主义与英雄主义：邱少云心中想的是"朝鲜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烧身的烈火不算什么，现在正是"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教师让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个小胖子前两天刚在教室的门上被同学卡断了一个指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还裹着纱布的他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当时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全班同学和所有听课者都开怀地笑了起来。老师又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这样想吗？"小胖子低下头说：我当时想一只手指头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用。时代总算在这里迈开了小小的一步。（第112-113页）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第193页）
　　
　　张文质写人的故事很传神，他用的技术也仍然是三言两语，很克制。他写余文森写得尤其有声有色（第163-164页）：
　　
　　我的朋友余文森，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写了100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反正他能写。……余文森，独到的本事很多。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摆弄一些小例子，有一个小例子是这样的：某一天，我的外甥女（你要相信确有这样的外甥女）在教师节前夕花了整整两个晚上时间做了一个工艺品，在教师节这一天送给她的数学老师，老师正坐在讲台上看书、抽烟，很冷漠地说：你就放在这儿。甚至头也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就把烟灰弹在这个纸做的工艺品上。这个故事促使很多教师深思为师之道。余文森已经是讲教育理论的名家了。在诺大的福建省他讲过百多场，听众也真是不计其数。前年，我主持某项教育活动时，也曾请他讲过。讲演相当精彩，结尾尤其精彩：猛地一敲桌子，"好，结束！"嘎然而止。
　　
　　除了将别人的故事之后，他也讲自己的故事，我称之为"教育自传"，张文质叫它"个人的教育史"。他说：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又说：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
　　当他开始思考他的奶奶和父亲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自传（第82-89页）：
　　
　　是写作促使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促进我的"思"。写作使我的记忆复苏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畏"比"敬"多得多。他身体强健，有力气，容易动怒，从记忆的源头（几岁？）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时常因各种"错误"被打，父亲、母亲、祖母，有时还有其他亲戚，次数最多，打得最疼的是父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生了我了，还要打我？"问得母亲直落泪。父亲在粮食复制品厂工作，早出晚归，全家人的"一后饭"问题每天都在困绕他。我想不起他教过我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和人打架，如果别人打你，你就朝他肚子打一拳。"这个方法我从未尝试过。另一次，他教我怎么才能把屁股擦干净。还有一次，那时放假了，我天天去钓鱼，他教我怎么炒做鱼饵的米糠，那天我只钓到两条小鱼，我觉得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2岁时，妹妹就出生了，母亲和祖母经常说你已经是当哥哥的人了。我便真的开始当哥哥了。我几乎记不起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苍白、矮小、怯懦的孩子。母亲说我一岁多时，非常会说话，聪明过人，但当我上了小学时，完全不是这样的孩子。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惟恐多病的母亲突然死掉，惟恐哪儿又犯了错误又招来一吨饱打，惟恐邻居的孩子和我作对，一群人一起叫我"海贼"（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称呼呢？）。我还害怕学校，第一天上学时，是堂姐带我去的，老师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和"1"字，我都不会，惊恐地让堂姐帮我写。她说等她自己的写完再帮我，我恐惧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老师说你应该去上幼儿班，就让堂姐把我带回去。后来老师把情况告诉我父亲，还是要我上幼儿班，我又大哭了一场，死活要读一年级。一个月以后，我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还为我的第一次"抉择"感到骄傲，觉得我挺有志气。他们不知道仅仅是我对另一种羞愧、无力承受而已。我喜爱各种人物的自传，很多传主童年的记忆是很早开始的，而我童年的记忆几乎就是从上小学第一天才明晰起来。我想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智力而言，很多是天份。这样说有自大之嫌，但我想起毫无希望与变化的幼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么早就噩梦缠身，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的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定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代，你只能平时在这里住，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辛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他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咯噔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1989-1990年他在福州八中高一（3）班任班主任，同时上语文课。他上课、当班主任都很尽心，表现出色，受到学校、同学们及他们父母的赞扬，班级也被孩子们誉为笑声最多的班级。但是他说，"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自己的几件丑行"（第168页）：
　　
　　1.对上课捣乱，批评之后仍不改正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当时郑树和全班同学都吓坏了。
　　2.有一次考试考不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林清玄的话：没关系啦，人生海海！黄碧英同学做值日生时，在下面加了一句：胡说八道！第二天早读，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黄碧英哭着上讲台，向我道歉，我仍生气地不予抚慰。
　　3.期末，班级被评为"先进"，要拍集体照，队伍怎么也排不起来，我大吼一声"你们都是蠢猪"，就是忘了吼一声"我更是蠢猪！"……
　　
　　后来他把这事讲得很细致，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自己打败了"（第279页）：
　　
　　到期末时，学校评选我班级为校先进班级，全班喜气洋洋。按惯例，先进班级要拍集体照，同学们穿得漂漂亮亮，来到操场。排列位次时，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摄影师喊几次还是排不成队。我只好亲自出马，又喊了半天，同学们仿佛完全陷于相互交流的快乐之中。我突然气极了，脱口而出："你们都是混蛋！"话音未落，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很快拍完了照，我没有回到班上。当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早读时，我对大家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夜晚。上个学期，我上课时对捣乱不止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滚出去！后来我在班上向郑树和全班同学诚恳地道了歉，大家也原谅了我的粗暴。这个学期我努力做班主任工作，班级起色很大，有些同学说年段其他5个班级加起来的笑声也没我们班多，我心里挺得意。没想到，昨天我那样对待你们，我感到被自己打败了。我心灵深处仍然有很可怕的力量没，有时它控制了我。要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老师，道路是多么漫长，但愿我还能走下去！"
　　
　　1999年的某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做老师时，班上的那些容易被"遗失"的"中间状态"的学生（第120页）：
　　
　　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即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处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你看，这样的书是不是很值得阅读？
　　那天下午读完这本书，我接到一个电话。我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张文质。"我觉得奇怪，就追问"您是谁啊？"他再次重复说："我是张文质。"我说"不可思议。"他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他我这几天一直在读他的《唇舌的授权》，刚刚读完。他也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听说过福建教育界有"三个剑客"，张文质是其中之一，但我和这个人没有交往。我对他的了解就这么多。他对我的了解也不多，他说他曾经读了我的书，想和我联系，从别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于是那天下午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奇：一个读者刚读完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竟然会给这位读者接通电话。
　　从那以后，我就跟人讲，去读张文质的书吧，只要你一读完，他就会给你电话，和你谈话。
　　你当然不必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倒愿意相信：读书是有缘分的。一本书好不好，除了书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
　　读一本书，就是和这本书展开一场谈话，谈话的双方是否能够发生心领神会的阅读效应，这是需要很多缘分。
　　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会接受你的邀请，远道而来，与你会面。这种会面是否能够心心相印，也是需要缘分的。
　　读一本书，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你一生的精神陪伴，他会守护你的一生，成为你的精神守望者。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精神守望者？这难道不需要缘分？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现代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