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毕佛的神话

宋琳

　　在法国，谈起书与电视的话题，很多人都会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起Apostrophes这个电视读书杂志，它是法国电视二台在1975年至1990年间，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半播出的一个读书节目。主持人贝尔纳·毕佛(Bernad Pivot)先生，身兼《读书》杂志主编，为了准备节目，每天用于读书的时间在四至十五小时之间，据说平均每周读五本书，十五年间，至少读了三千五百本书。作为读书节目的主持人，他把读书视为一种行业，因此之故，他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读者。在接受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先生的采访时，他谈到了以读书为业的心情：＂为了全力以赴，我排除了一切的世俗应酬、个人嗜好——电影、种种娱乐以及与金钱有关的活动，但仍旧不能避免情绪的波动，感觉幸福，感觉沮丧。＂
　　毕佛毕竟不是普通的读者，他的真正角色是书籍与读者之间的推销员，受聘于电视台，他竭尽所能充分地利用屏幕为阅读服务。Apostrophe这个词既有问难的意思，又是表示两个词之间省略一个元音的符号，毕佛以它的复数形式命名节目，至少表明三层意义。1，从一般读者关心的角度对作家提出直指核心的追问；2，把作家请上电视与观众面对面，正如两个元音相互碰撞一样，可望发生共鸣；3，阅读不是孤立的现象。毕佛创造了奇迹，他的节目收视率曾经突破五百万之数，十五年间他在读书界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一本书经过他的推荐，第二天图书市场就可能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有一个较近的例子。长篇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作家、电影导演戴思杰著）2000年出版后非常畅销，据说这本书一开始就得到毕佛的热情赞扬。
　　毕佛的方式通常是就一本他喜欢的新书选择一个主题，邀请一个或几个嘉宾围绕主题展开交谈或论辩，嘉宾的组合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立场、观念越不同就越有看点。譬如他把萨冈和罗兰·巴特请到一起畅谈《恋人絮语》，二人对爱情的看法却几乎相左；还给语言学家和喜剧演员、哲学家和巧克力专家提供邂逅的机会。他喜欢直播，这样更逼真，更自然，也更有挑战性。有时他直接到作者家中摄制，因为观众总是乐意看到作家的日常生活场景的。1975年4月，节目刚开始不久，他就率领一个庞大的摄制组去美国采访前苏联流亡作家索尔仁尼琴，同时向观众披露了这位＂可怕的见证者＂的流亡生活和极富人情味的个人形象。同他合作过的作家、知识分子还有纳博科夫、尤瑟纳尔、布迪厄、略萨、杜拉斯、杜弗、密特朗、艾柯、科恩……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电视上的宾主漫谈完全属于流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传统，只不过电视的传播手段能把知识精英的思想成果更快捷地传递给民众，作为＂知识性的综合节目——，Apostrophes的信念就是＂推销书籍、推销读书、推销读书的乐趣。＂
　　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电视对生活的影响，不断地切换频道颇像分身术，或做一个连续的噩梦，玛格丽特·杜拉斯曾说：＂看电视如同站着睡觉。＂她还把电视的作用比喻成一种能够杀死所有社会活力的除莠剂（见《明天，人类》）。因特网的出现又进一步对所谓读图时代的快速到来推波助澜，知识分子的忧患可总括为一句与马拉美相反的慨叹——＂肉体狂欢，唉！书不再有人阅读。＂（马拉美的诗句本是：＂肉体悲愁，唉！我已读完群书。＂）然而，面对这样的现状，一筹莫展又能怎样？一种读书风气的形成即使在最不利的多媒体条件下仍有待于重新找回读者的勇气和文化对策。毕佛正是通过电视创造了个人的神话，他的节目影响了一代人的读书习惯，声名远播国外。他那浓浓的眉毛、机敏的口才、眼镜、手势、拉赫马尼洛夫音乐背景、适度的亲热、噱头、隽语，都乘上屏幕的知识飞毯进入法兰西的千家万户：
　　阿尔菲河迷失在大海里，又在另一块大陆上涌现。作家、知识分子就像阿尔菲河一样，在星期五晚上迷失在电视里，他们脆弱、模糊、珍贵的言谈，有一天会在没有料到的土地上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