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意义

子 墨

　　我能说自己都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吗？广泛的阅读和日益深入的对学校的了解，无非增加了我对教育的一些见识而已。其实我是提不出多少对教育的看法的，尤其是今天，很多看法也很难对教育能够有所补救。我想着教育的事情，想着生命总是转瞬即逝，于是常有悲情和自我怜悯，这一切几乎就是一种生活的功课，也就是生活本身，一个日益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日常情绪--还容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总愿意说真话，总愿意能够说真话。无论在何时，真实的吐露自己，就是一种生命的舒展，甚至就是生命的质量。不是我只信赖自己的直觉，而是我太明白，生命其实何其短促，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注视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去想象，用自己的嘴巴说出爱恨恩仇吧，我为自己就活在危险的边缘而有一种美妙的快意！因为爱，眷念，你必须有所选择。在我平静的生活中，内心仍激荡着剧烈的火焰，我也明白，现在我是把更多的激情投铸在我热爱的一个工作上--也许这一切还不算太坏。
　　弗洛伊德曾谈到过我们所遭受的威胁：它"来源于三个方面：来自我们自己的身体，它注定要衰弱和消亡，甚至不能没有作为提醒人们的信号的疼痛和苦恼；来自外部世界，它总是以其巨大而无情的毁灭力困扰着我们；最后，来自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齐格蒙·鲍曼又进一步说道："这三方面背后的却是一个'一切威胁之源'，它每天引发其他一切威胁，从未让它们逃离控制：一种终点，意外的终点和最终的终点，在其远处不存在起点的终点。"人类生于宿命和无法变更的局限之中，我们所能努力也许就是无尽的幻想和不断加大生命体验的强度，在半是想象半是真实之中，活出一个残缺而又自足的自己。

有所感悟

　　经常，总是当我们回过头，就会发现一代又一代人都在那里学习转瞬即逝、毫无价值的东西。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将那些充满偏见、反人类、反价值的东西变得课程、变成课本，一日不差源源不断的灌到儿童的头脑中去，又通过考试、进级等方式使儿童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与怀疑的可能，我们民族所有天才的头脑几乎就这样被毁掉了。待到某一日有所觉醒，我们又需要花多少精力才能缓慢、艰难地从大脑中清除这些垃圾，——这样的工作有时就是我们一生的任务，每想到这些，我总是要对学校充满恐惧，而学校其实它不过是权力体制中的一环，我们简直就不可能有别样的学校。
　　几年来，我在学校里做着课题实验，我明白教育没有独立品格，我们可做的事实在是有限得很。

多一些温暖，多一些隐蔽

　　有时候，我读自己写下的各种文字，我有一个奇怪的感受，我需要生活在紧张的状态中，某种分裂、跳跃、压迫，某种明天也许就要上"断头台"的状态--这个比喻对我而言，其实是任何异议分子所共有的生命的财富，说远了——在我看来，我不适合生活在从容、闲适之中，尽管，我常常紧张而又动情地呼唤这种我并没有真正享受过的幸福。我为自我背离而才思汹涌。
　　写作有助于我活着像另外一个人，有助于我胡思乱想，这简直就是我惟一的武器了。我常常需要从远远的地方说起，然后才能明白我到底要说什么，我无法深远虑直奔主题，无法心定气闲从容不迫，——现在我几乎是在重复着埃·米·齐奥朗的自我表白："我只愿在爆发性状态中，在狂热或高度精神紧张中，在一种清算气氛，一种痛斥取代打击和伤害的气氛中写作。"每一次，当我走进我工作的大楼时，我总是能够明白我无法不谦卑，我太爱它所给予我的启示了，生活着我们就能有足够的智慧，我穿过每日的黑暗通道，轻易就在一张座椅上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功课。
　　其实，我并不知道我工作意义之所在。工作着就是对工作的忘记，这就是一种还活着的确证。我曾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阅读上，现在这样的阅读却变得有点困难，我转身把自己变成了感受者，正像里尔克说的那样，"我曾经祈祷恢复我的童年，它回来了"。有一种力量正在日益强烈地让我回到课堂上，回到校园中。也可以说我开始从沉思默想的写作者状态中蜕去所有的自我虐待，越来越适于坐在教室后排的小方登上。
　　我知道是我的灵魂在寻找着出口，另一种活路，另一种潜入生活的方式。是我听从了某一种声音的呼唤，我正日益变得更像另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