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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视界里的教育
——评《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
林少敏
他是一个常见的、视独生女为掌上明珠的父亲、一个不怎么教书的教师、一个不太著名的诗人、哲学家黄克剑先生的一个不做哲学的弟子。于是，每天晚上，张文质就带着这四重身份，进入了关丁教育的“细碎的、不连贯的、无主题的”自言自语。这些“有声的断片”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又漂向四面八方。
作为一个上小学的孩子的父亲，每天早晨，破旧的自行午遵从惟一的时钟驶上“不断从生命中流逝的道路”，车的后架上是“珍贵的女儿”。
文质说：“如果你没有无数次这样的经历，我又怎么能与你谈教育?”
这种熟悉的场景，属于我们这个国度里人多数拥挤在清晨命运之流的人们，可是谁又跟我们这样地谈过教育?有谁把教育的目光投向我破旧而无比珍贵的自行车后架上，喘息着一个父亲的喘息，体会着他寒暑旦夕、阴晴昼晦的珍爱与惶恐?
文质的教育学就从这里开始。也许，在国内教育界，文质第一次把教育带到了如此柔软、母性十足的父爱跟前，同时也将我们——劳碌沉重的一群，带到了“教育”面前，抚摸着我们孩子稚嫩的后脑勺问一问：今天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
孩子到了上学“受教育’’的年龄，从此，做父亲的眼里除了一点可怜的，偏于自然的成长的喜悦外，更多的是忧虑。总是忧虑茫然地远望学校那总是紧闭的衙门。总是忧虑、带着鞭长莫及的无力感打量着孩子身上因“教育”而起的变化。文质说，相对于偌大的世界，只是因为自已的女儿、自己这正在生长中的幼小生命而开始关注更多幼小的生命。满心的爱怜都化成焦虑、同情、惶惑和无奈，渗透到俯拾皆是的细节，使沉睡于日常习见里的各种细节，痛苦地苏醒过来，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教育意义’’：
每天，离开家时，孩于是宁静少语的，傍晚回来则是疲倦而活泼的。
在幼儿园时，孩子会对着墙上的影子问：这是我们的影子，还是我们是影子的影子?会问：一个人如果长两个脑袋是不是就能知道彼此想什么?到了小学二年级，用“注意”造句，她造的是“我们要注意公共卫生”。文质说，看到这种变化，他的心情很沉重。文质总是这样，细腻、锐利而短促。以后，我们再看到自己的孩子造出类似的句子，只能感到很刺眼，只能跟着他一起沉重着。
早晨，孩子突然想起今天要求提早到校，否则罚站，于是催促着父亲拼命地骑车冒雨狂奔，到门口，对着气喘如牛、汗雨狼狈的老爸，只急问“几点了?”。问题是文质接着的叙述：一听说过点了，她急得要哭，飞奔而去。父女俩都显得可怜、无助。当然已不能再埋怨父亲，但好象也不忍太责怪女儿，面对这风雨飘摇的父女俩，我们不知道该怨谁。这时，文质恰当而悲凉地引用了刘小枫的标题——“这一代人的爱与怕”。古往今来的儿童教育都曾教给孩子们“爱与怕”，不同的是，今天的爱与怕常常被引向那一系列威严的无聊，而真正弥足珍贵的，象“关怀”、“辞让”、“恻怛”、“羞恶”等等，则常常顾不上“爱与怕”了。“每日注视着孩子的成长，不由得备加小心，因为任何的损失都不会有人给你补偿。”文质的小故事里隐忍的所有悲情，都在勉力地挽留这些可能“损失”或正在“损失”的美好，为今天的教育、为身边的孩子，不知道行不行。
在今天，自然的天性、天籁一样的灵性、处于“善端”的德性，将信将疑、怀着忧惧，别无选择地迎受着自己的教育，经受着社会、学校、教师的严峻考验。而学校总是紧闭大门。让我们在门外疑窦丛生，又无能为力。
所幸，文质还是一个教师，准确地说，是一个研究教育和教学的高级教师。他比我们一般的父亲、家长有了更多直观教育和学校的机会。由于近视，每次去学校听课，文质总戴一副眼镜，上面的镜片是由：天真、个性、人性、美、想象力等元素构成，由此看教育、看课堂，那些经年不易已成金科玉律的东西，就有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怪诞：
一堂《我的战友邱少云》上完，一个刚被教室的门卡断了手指的小胖子居然“联系实际”道：“我当时想(指手指断时)，革命先辈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我们都能看到眼泪在他的眼眶里打转。
无数遍的《乌鸦与狐狸》，结论总是一样：愚蠢的乌鸦因为虚荣上了狐狸的当，丢了嘴里的肉。从来没有老师试图同情一下乌鸦悲剧的一生：相貌丑陋，叫声刺耳，也许她所渴望的就是一次赞美——即便是骗她，为此付出一块肉的代价也许仍是值得的?
小学5年级思想品德课上有个学生老是做小动作，老师问同学们怎么处理，学生们的招数是：关在门后、塞进讲台、罚抄课文、上操场晒太阳、跑步、胶布捆手……全是虎狼之药，62个人竞没一个想到正面教化、引导和关怀。有其师必有其徒，文质称之为“驯兽式教育”。如果你把人当野兽养，人就能成就为野兽。但这能仅仅归罪于教师吗?教师是今天教育体系的马前卒，因而也就注定了和所有马前卒一样的命运：因为冲杀在前，也就因此而承受了最多的冲杀(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为许多不良教师和不良教育行为开脱)。为教师，文质有一段感触，读来令人感伤：
“我想这是一个容易自足的团体，单调，人生容易达到极限。转身，让人经常看到的就是往衰老走去的背影。有时，看着女孩子们，初为人师，灿烂的面容，同时羞怯，一种独特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羞怯，我就知道她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工作，不会过多久，她们便无力摆脱自己的疲惫了。”
所以，当文质说，他投身具体的教育工作，更多的是出于对教育的恐惧而非热爱，他是在说一条不祥的真理：同时，这么说，比说“热爱教育”需要更多的热爱，更多的良心，更多的真诚和执拗。尤其是当你面对着这样一种诗性的乌托邦：
远远的，学校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远远的，学校是一个希望。
在我们这个诗歌古国，古诗歌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远非新诗能比，但新诗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运会。新诗兴于“五四”，牵连于近代以来我们国族的苦难命运，新诗丧失了古典诗歌那样的多元情怀，命运般地偏长于悲苦、沉重、尖锐和激忿，较少明快、俊朗和欢乐。
文质是新诗时代隐匿而可能的异数，秉承了先辈的历史命运和精神基调，同时极擅别致的语言造形、具体而微的洞察力、简约而极富扩张的概括力和音韵的流动。更重要的，有一颗中正朴真精致的诗心和良心。于是，十几年前就已开始的、特有的不分行的杂乱的优美，苦海无边地浸透了教育，像一个孤独寂寞的行吟诗人在这里暂时驻足，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对象、较为集中的主题，反复吟咏：
看到大地上一座校园，花木围绕，一面高扬的旗帜，你就可以相信人类对未来的期许。再辽阔的梦想，也莫过于在大地上勾勒这么一片风景。
可是当我们把话题往下引时，你就会发现我这样谈梦想，确实天真了。校园的外表总是易于辨别，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这扑面而来的气息倍感亲切，就让我们在校园之外，转来转去吧。
远远的，学校是一个美丽的风景。
在这里，诗，因为有了具体的承载和负重，美得那么踏实、沉着和深邃。
克剑师是一个以全副生命治学的价值形上学大家，治的也是生命的学问。因为时代还缺乏足够的容量，上苍将他这个纯粹的北方人馈赠给了福建，馈赠了我们十年。朋友们跟从先生学习哲学，而哲学在古意上是教人学习至善的学问。我们在一起研讨：人是什么、什么是人性、人的价值、人的命运与人的境界、引领着灵魂进境的“虚灵的真实”……当年，朋友们还济济一堂的时候，文质偶得佳句，曰：“我们的队伍四分五裂”，众人傻笑如儿戏，不想竟成谶语。如今，旧日的学术朋友无论形质都早已四散而去，克剑师也已移驾京城，留以诗人身份从不对哲学作专业化承诺的文质，依旧留守在先生为我们点化的生命境域里，潜行于哲学古朴而本真的进路上，虽然他仍然不做“哲学专业”。
在这样一个精神趋赴于外物的纷扰年代，当然也是精神除了自身之外少有依恃的年代精神想要较长久地锁定一个属于自己的目标，是易于疲惫和乏力的。
也许，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要让人们知道哲学家们想些什么，而是要努力促使更多的人和哲学家一起思想。于是，张文质教育言说的上方总是飘浮着形而上的光影，在他言说的内里，在表层或者光滑流泻，或者细碎杂沓的内部，总是牵连着抽斩不断的哲思的经脉，总是试图锐利地照射睡眼，或亲切地纠缠住人们日益分崩离析的大脑，去追究——教育的本性是什么?
终于，张文质的四重角色，合谋共创了一个教育学的独异景观：他们彼此相互生成、相互提携、相互抑制、又相互解放、相互激荡、又相互发明，渐入畅适自足之境：“父亲”使“教师”走下高垒的讲台，来到我们的“孩子们”中间；“教师”使父爱超越了血亲，关怀更广泛的“我们的教育”；哲学被诗的自由与感性带到了百姓的屋檐下，愉快且合法地躲过了逻辑和体系的重负，平易而直接了当地把“父亲”、“教师”和教育本身，带到了历史、时代、社会、人类面前；而高蹈的诗歌，由于浸润了哲学的凝重，并负载了教育的使命，也开始真正地贴近天地飞行，使得教育和教育写作因之而有了回复其本性的微弱可能——自由、美德、美。
其他人的教育随笔，大多可能是厚重的专业写作之余的“闲笔”，这也很好。而文质的《唇舌的授权》却是他几年来几乎惟一的凝神专注。诚如文质所言，教育是我们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时代的整个生存境遇、人生的整个存在状态，都进入了教育，教育又把这一切带入我们的生命中。因此，不仅仅是教育，而且是我们时代处境里所有的人生况味，扰攘红尘中一个敏感、不安、坦诚而满怀善意的灵魂，他的目光能不能温暖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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