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    石鼓文 拓片         石鼓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原物为形状类似鼓形的十块石头，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字迹磨损很多，唐人不识，看它长的像圆鼓，便给它起了石鼓文这样一个名字。石鼓名称取所刻诗篇的前两个字，即《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作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每首诗十八、九句不等，为四言诗。其文字内容多为君王臣公们的征旅渔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石鼓文》从发现至今叫法很多，除曰《猎碣》外，还有《岐阳石鼓》、《陈仓十碣》、《雍邑刻石》等。
　　石上无年月，因此《石鼓文》的刻石年代成为学术届争论不休的问题，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总之，它是继承西周书法特点的先秦文字。
　　《石鼓》唐代初出土发现后， 经杜甫、韩愈写诗颂扬之后，才为世人所知。但书体尚古，极为难解，历经学者考订之后大体可读，十鼓原应有七百字左右，到了北宋欧阳修，录取了原碑仅存的四百六十五字，其他的均模糊不可辨，其中第九鼓连一个字都没保存下来。唐时即有《石鼓文》拓本，但未见流传。目前可见最早拓本是北宋安国“十鼓斋”藏的3本宋拓，即“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　　　
　　故宫博物院所藏为明代拓本，孙克弘旧藏，后归朱翼盦，朱氏去世后，家属遵其遗嘱捐献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北京文物出版社、台湾大众书局均有影印本。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文》为书家第一法则，当奉为石刻之祖，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石鼓文》书体介于金文与秦篆之间，或认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由于石鼓文是在相对平整的鼓形石面上书写，然后再刻，避免了钟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实地保存书写笔意，故《石鼓文》显得分布均匀，结体严谨，用笔舒展大方，笔力遒劲。字体大小如一，字型或长或方，随字而异，有疏朗之趣。加之刻石完成以后长期置于荒野，风吹日晒，部分剥落，更使《石鼓文》显得古朴淳厚。历代书家、名人赞誉和临摹者甚多。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赞美《石鼓文》为“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玉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苏轼在他的《石鼓歌》中说：“上迫轩（轩辕黄帝）颌（仓颉）相唯诺，下揖冰（李阳冰）斯（李斯）同筘鞧”。意思就是，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对它也得表示称赞、尊敬。篆书名家，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阳冰，就是从石鼓文中培育出来的小学生。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彩。体稍方扁，统观蟲籀，气体相近。《石鼓》即为中华第一古物，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也。”
　　《石鼓文》对中国书法影响不可估量。唐宋以来，凡擅长篆书的书法家，无不崇尚《石鼓文》书体，特别是清代后期“碑学”兴盛，《石鼓文》书法影响更为空前广泛，篆书大师们莫不对它顶礼膜拜。善学者如吴昌硕、杨沂孙、邓散木、王福庵等，特别是吴昌硕学习石鼓文，获益良多，把石鼓文圆劲笔法，灵活地运用在他的书画篆刻之中，终成一代大师。
　　《石鼓》命运多舛，从先秦时被刻制好后，就在荒郊野岭一睡千年，饱受风雨浸蚀之苦。唐代初发现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中，石鼓散失于民间，几经周折，直到宋代司马池到凤翔做官，才在民间中找回来，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石鼓》复迁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解放后，它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安下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