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 艺术. 人生
                           ----范曾在南开大学的讲话

  　说明：198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著名画家范曾在南开大学的一次讲演，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同学们神情令注。许多电视现众听完讲演，很受鼓舞，打来电话要求发表讲稿。应读者要求，《光明日报》请范曾同志整理演讲稿后，全文发表。此文虽己历多年，但仍有积极意义，经摘录后，再次发表以飨网友。

　　在阔别整整三十年后，我又回到了南开大学，三十年的人生博击，三十年风雨兼程。在人生的道路上，比起诸位，我可说是历尽坎坷。我曾有一首咏电影《人到中年》的词云：“岁月堪惊夏复秋，寒霜暗染少年头，韶光忍使付东流。”我觉得，在我们这批“人到中年”的朋友中，多少都吃过一些人生的苦果。你们是幸福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决定了你们不会重蹈故辙。我有一个好朋友华国璋，一九五七年后他备尝人生的苦难，但他的意志力使饱在艰难颠厥之中决不倒下，他对祖国、对党、对人民一往情深。今天他已是誉满中外的摄影家，然而，在那些凄苦岁月中，他被人们忘却，背着他的破相机，在黄山的悬崖陡壁中挣扎、拍摄，“上下而求索”。我有一首词送给他，调寄《碧玉箫》：“莫嗟叹人间世，憨予眇眇，命途总危峭，廿载迢迢。霜凝万木梢，向峰巅偏将烟霞照。卧明月，伴松涛，登险绝，心血儿把长林浇，曾几番意共云飘，写多少，庄严貌。”这真是严峻的、崇高的人生，我深深为华国璋今天的幸福庆幸。我想，我们在回顾往事时，有些年月象清澈的流泉，闪动着生命、光明和希望，而有些年月，则象“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堆乱麻。同样，在生活的途程中，有些地方使我迷恋，有些地方，我则不再愿意故地重游。为什么陈省身先生要回南开?因为这儿储小存着他青年时代的壮坏；为什么我要回南开?因为这儿埋藏着我少年时代的梦境。
　　同学们，讲到“梦境”，你们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多梦的时节，能有“梦境”，敢于去追逐“梦境”，用无畏的奋斗去实现“梦境”，这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灵魂，是无限的幸福。然而，我不希望诸位有莫名的哀愁，不希望你们无病呻吟。你们现在还不知道真正的忧愁是什么，“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只有把一己的欢乐、忧伤和祖国的前途溶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才会真正博大起来。我希望在青年中鼓起浩荡的雄风。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秦孝公，是政治野心家。而想征服人类心灵的艺术家，则被人们所景仰。说真的，在南开大学时，我就梦想着用自己的艺术去征服世界。范曾，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是炎黄后裔，我愿意让世界各国的人民看一看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顶天立地的、腰板硬硬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而在我的作品中，我所描绘的中国入，又是什么样的。我的作品便是力图告诉人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爱、自重、自信、自尊的伟大的民族！
　　最近陈省身先生回美国去，临行，我送他一首七律：“芙蕖碧透马蹄深，小屋夜阑自啸吟。海外常悬家国业，南开一系故园心。君通翰墨情当醉，我愧钩玄意更钦。相约名山寻胜迹，鸥盟直欲认知音。”
　　陈省身先生是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在他的学生中就有得诺贝尔奖金的杨振宁。陈先生对南开大学的故园之情，正是他叶落归根的对祖国的怀恋。我可以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南开这块地方，那么，陈先生的故园之情就会少了十分深切的内容。
　　我曾讲过，作为一个成熟了的男子汉，平生只能哭两次，倘使你们爱临风垂泪，那说明你还不成熟。作为一个胸怀博大的男子汉，国之将亡，可以痛哭于九庙之外，母亲将死，可以失声于床帏之前，除此而外，男儿眼泪切莫轻弹。
　　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形形色色的爱国主义，有尼古拉一世的爱国主义，有希特勒的爱国主义，也有今天美国里根的爱国主义。在君主就是国家的封建社会，忠君和爱国也几乎是同义词。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屈原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为灵修之故兮。”即使楚怀王，顷襄王如何昏聩了，屈原都死忠死节地希望他能治理好国家，最后不惜以一死殉国。我们今天肯定苏武的爱国，屈原、文天样、辛稼轩、范冲淹、陆放翁、郑成功、秋瑾、林则徐的爱国，都有当时历史的特定的内容。
　　爱国主义具有特定的历史的内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讲，历史上往往把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联结在一起。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英雄，也有彼时自己国家的爱国者，这些人物的历史作用有的破坏了当时的生产力，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仍很难以成败得失论当时的英雄，而应该以他们对历史的发展起推进或者阻碍作用，来对他作客观的评价。在中华民族形成之后，凡是破坏这个大民族团结的就是叛徒和逆贼。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出卖本民族的利益的，都不会为双方所承认。明代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人关，清初封为平西王，为四藩之一，然而“狡兔死、走狗烹”，最后还是被清人弄掉，汉人骂他，清人看不起他，谁也不会认为他促进了汉满民族的团结，即使今天汉满一家了，他的人品依旧为人们所不齿。另一个明代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杏山之后，传说他最初绝食明志，后来经不住清太祖十四子多尔衮亲王妃的色情诱惑而降清，成为清人平定江南的主将，在南京，被当时的少年英维夏完淳痛骂为衣冠禽兽。叛徒春风得意的日子不会长久的，待到康熙年间，南巡时再也不会吹捧叛徒了。
　　爱国主义，是—个深刻的、深沉的、庄严的词。爱国，不是一种热闹，也不是一种时髦，爱国，需要尔付出毕生的奋斗以至生命。美国的民族英雄内森·海尔在就义之前，英国殖民者问他：‘以你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你不感到遗憾吗?”内森·海尔回答说：“我唯—遗憾的是，我只能为我们国家献出一次生命。”这真是能与日月争辉、与天地比寿的不朽的誓词。是的，诚如别林斯基所讲的，“谁不属于自己祖国，那么他就不属于人类。”凡是属于自己祖国的人，那他也
就必然是属于全人类；被全世界所尊崇。尽管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周总理更是抗日战争的领导人之一，然而，在日本人民心目中，他仍是真正的英雄，日本岚山，有周总理的诗碑，日本仙台，有鲁迅先生的纪念碑，和伊达政宗的铜像并列，他们也属于日本人民。在日本决不会有汪精卫或者郑孝胥的丰碑，虽然他们为了取媚于日本军国主义而出卖了民族的列益和尊严。
　　到了现代，爱国主义有了更新的内容，总是和先进的政党、先进的阶级和对祖国的理想主义、对人民的无限爱恋联系着的，离开了这一切，我们很难谈抽象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不是一时一际的冲动，更不是一闪念就能造就不朽的爱国者。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能使我们感动的是各国运动员看到祖国的旗帜升起，无论日本的、美国的、法国的、中国的，他们登上受奖台，眼中夺眨而出的泪水，使我侥感动的不是那些五花八门的啦啦队，声嘶力竭的呼喊，我们对美国洛杉矶群众的起哄有些不满．那么，今后倘发生在我国．我以为也有克制才对。
　　中国、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令全世界嘱目、艳羡、尊重的国家和民族。它深刻的哲学，直到今天，都为发达国家的科学界所不断证实；它伟大的兵书，是全世界所有统师必读的经典；它不朽的诗篇，使很多国家的诗人黯然失色。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智大慧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鲁迅先生在黑暗的旧中国，呐喊着要唤起中国的民魂，他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擦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去看看他们筋骨和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自古以来就推祟“重大义、轻生死”的品节，孟子上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两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 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历代志士仁人都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为自己生活的准则。
　　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民族的脊梁，什么是堂堂的大丈夫。玄类(公元600—664)西天取经，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百余国，辩论佛学的奥义，摧辩众口，而且力主辩败者免杀，印度北方十八国国王骑着大象拥戴着玄奘过市，万人空巷。伊朗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曾讲，“知识虽远在中国，但我们必须追寻。”中国的文明曾由舍身求法的鉴真和尚传到日本，他六渡扶桑，最后一次东渡，双目失明，但坚毅的意志力，使他成功了，今天日本人民把他看作传播文 明的光辉使者。商代的伯夷和叔齐，在亡国之后，耻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为食，死后在首阳山人们建立了夷齐庙，庙前有一副对联：“几根傲骨头，支撑天地；两个饿肚皮，包容古今。”抗日战争时，朱自清先生“耻食周粟”，拒绝敌伪供粮，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高风亮节之典范。这些历史故事，我们年轻的一代，都应温故而知新。
　　但是，灾难深重的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使可爱的中国，如方志敏烈士讲的，我们的母亲本是天生玉质的美人，变成了衣衫褴褛的乞丐；闻一多先生讲的，“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例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龚自珍讲：“万马齐喑究可哀”，在我们民族身上沾染了不少劣根性，这也是鲁迅先生所深恶痛绝的。鲁迅先生有感于国民的麻木，写出了《药》、《示众》；有感于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泯灭，写出了《阿Q正传》、《孔乙己》，他对阿Q和孔乙己这些芸芸众生，这些挣扎于生活底层的生灵寄托了强大地同情，“哀其不幸”，然而对他们品德、性格的恶劣“怒其不争”。鲁迅先生写这样的文章，是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我曾在我的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的后记中写道：“先生文笔的沉雄敏锐，如燃犀灿怪，揭破社会的疮痍，展示被压运生灵的悲剧，其使读者魂魄之惊悸，如闻天边闷雷的轰鸣，如见地底熔岩的奔突，虽不作怒目金刚式的詈骂，却足以唤醒读者，‘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从而增加斗争的勇气。”
　　是的，我国面临着全面改革的伟大历史时期，它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封建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改革，如范仲淹、王安石的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我门只要坚持不懈地前进，不要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必将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有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最后谈谈治学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天授的秉赋，社会上有人人说我是“才子”，我则常以郑板桥讲的“天下第一等无用的人，就是所谓锦绣才子，更况未必锦绣者乎”来解嘲。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历代文人之自述及传记作家夸张的描述。人类知识的阶梯都是有其层积性的。牛顿之历以伟大，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达尔文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些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普通人之上。”爱因斯坦、巴尔扎克少年时代都曾被人视为低能儿，清代的大学者章学诚(1738—1801)是一个天资甚低的人，尤其他的记亿力极差，但地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劳动，使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不朽了。
　　过去在描述我的文章中，有失实之处，如讲我十七岁考美院不取，是由于不熟悉契斯恰可夫素描法，其实很太的原因是由于画得不太好，但这并不妨碍我三十年后成为一个名画家。我最自信的是，劳动，使我由一个中常资质的人，成为一个画家，至于天才的画家，是永远不敢当的。我经常看到过去的作品，自渐形秽，也常常付之一炬，“但留清气满乾坤”吧，不要让自己的劣迹留传后代，尘秽视听。
最后，我想将我题在四川白帝城的一副对联，作为讲话的结束：“溯水入夔门，有干层浪遏，繁星闪烁萧森地；乘霞辞白帝，欣万壑风随，赤日流辉壮阔天。”
　　让我们乘风破浪，投入壮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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