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特还创作了许多肖像画,大都以臃雅的贵族女子作为模特的。 在克里姆特所作的肖像画中,1907年《阿台尔·布洛克·包姆像》 装饰效果也是较为突出的。此画以金色的底子、满布图案花纹的衣服,来衬托画中人物的青春魅力。当时有位对克里姆特一向持敌意的评论家,看了这幅画,却也不得不承认,克里姆特的艺术技巧确实高明,特善于运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表现自己的艺术意图,在这幅画中,克里姆特就采用了孔雀羽毛、螺钿、金银箔片、蜗牛壳的花纹作为创作素材。另一幅创作于1902年《艾米丽·佛罗吉像》
    

  《阿台尔·布洛克·包姆像》 

也是著名肖像画,(图见上一页)
    克里姆特借助富丽之色彩和诱人的笔触,传达出北欧人民对人生哲理探求,对欲望的冲动和对生命与死亡命题的极度关注,其代表作是《女人的三个阶段》和《死与生》。   

    《女人的三个阶段 》这幅油画通过描绘三代人来暗喻人的出生,成长,死亡的主题,也是一幅寓意性象征画。画中抽象的背景与写实人体组成鲜明的对比。那故意拉长的,冉冉上升的怀抱幼女的年轻母亲,对应着年迈,干瘪,蒙着脸的老妇,更是此作的高妙之处。 

    《死与生》也是那样奇特,那样易于意会而又难以言传。无疑是一幅表现人生进程的寓意画,幼儿、少女、健壮的男子、衰年的老妪以及温柔的母亲,几个不同历程的形象紧紧偎依在一

             《女人的三个阶段 》

起,挤成一团,而在宇宙中间它却只是一滴徐徐降下的水泡。这些的形象,告示人的一生,从生长、发育、求爱到衰老与死亡,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在宇宙中,爱情、欢乐、悲哀、声誉,在天体的运转中,都是转瞬即逝的。这幅画寓有很大的宿命论与悲剧成分,曾经受到一部分评论家的非议。法国大雕塑家罗丹观后也发出“悲剧性”的感慨。19 世纪末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定,社会文化思潮极其复杂,这是克里姆特所处的时代带有普遍性的情势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
    《死与生》 1911年,画布尺寸178×198厘米,私人收藏。

  

    克里姆特的艺术形式探索除了反映其时代特征外,他还为东西方近代美术的对话提供了开拓性的园地。
    克里木特虽然没有到过东方,但对东方艺术,尤其是中国的民间木版彩印年画却具有浓厚的兴趣,据说,在他的书房里就悬挂了一幅《关公像》的中堂画。他在自己的会客室和画室里挂满了日本版画、中国年画和来自东方世界的各种工艺品。
    克里姆特晚年更热衷于收藏东方艺术品,这些收藏的屏风、绘画、彩绘瓷瓶,花瓶、雕像,成为他作品中的背景,他去世前几年所画的—批肖像画中,就经常以中国、日本或朝鲜的古代艺术品为背景。例如,油画《男爵夫人伊利莎白·巴巧芬·埃克特像》(1914年)在富有变形趣味的、以线条为主的

        《死与生》

妇女全身肖像的背景上,还使用年画中的戏曲人物作背景,显得别有情趣,流露出作者对东方艺术的热爱和向往。
    克里姆特是一位既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又表现出强烈民族风格的画家。他的作品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他善于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艺术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从而发展和丰富自己的民族美术,这对后人是有启发的。

    在油画中强调装饰性,一方面确实丰富了本世纪以来的油画表现形式,易于广泛汲取各种流派、民间美术与东方美术之长处,成为独特的描绘风格;另一方面也给肤浅的油画样式找到了途径。克里姆特的艺术实践证明,他除了在技巧上有较高的成就外,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也是相当敏锐的。这一点,也正是克里姆特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现在我国多有学习克里姆特者,之所以成功者极少,可能多由于对两者关系发现不足所致。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奥地利经济萧条,艺术家的生活也相当清苦。克里姆特没有走完自己的探索之路,他的艺术还未臻于成熟,于1918
年2月6日死于肺炎(一说伤寒),终年

55岁。他的主要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毁于战火,现今所存已为数不多。                

   《伊利莎白·巴巧芬·埃克特像》

                                        
                            参考书目:朱伯唯《世界美术名作鉴赏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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